“教育史”作为一门课程来开设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大约始于18世纪中叶，在中国，“教育史”学科地位的确立与师范教育在学制系统中地位的确立基本一致。“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至今，已成为我国教育科学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基础学科和必修课程。1996年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进行面向21世纪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逐步实现课程教材建设的规范化要求。因此，探讨“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本文拟分为五个阶段来考察本学科教材发展概况，最后提出作者关于当前“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改革的几点意见。
一、1901～1911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腐败的清廷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推行所谓“新政”，教育改革是新政措施之一。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分别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明确规定在师范学堂开设“教育史”课程，“教育史”教材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师范教育发展较早，国人为了有成法可循，开始译介日本师范教材，以应一时之需。
最早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是日本学者狩野良知的《支那教学史略》，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商务印书馆在发行该书时声明，这是为直接配合新的师范学堂课程设置而出版的。这一时期其它“教育史”教材，主要还有：江苏师范讲义《教育史》，日本增户鹤吉讲授，孙家树等译，江苏师范讲义编辑部编辑，江苏宁属学务处1906年4月发行；1906年东京古今图书局出版的《教育史》，日本小泉又一著，景耀月、刘镜蓉译，原系日本文部省检定的师范学校教科书；1908年，孙清如根据日本材料编写的《教育史》，经学部批准为师范学堂教学参考书；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级和优级师范教育史教科书等。
这一时期的教育史教材主要译自日本的师范学校课本，与中国整个教育近代化进程是一致的。教育史教材的中国教育史部分几乎成为日本教育史的附庸。中国学者和教师还在学步阶段，没有进行独立编写工作，但是，通过译介日本教材，解决了师范学堂没有教材的急迫现状，也了解了国外教育的一些情况。
二、1911～1927
辛亥革命后，中国学者和教师开始自行编著教育史教材，这一时期美国的影响开始上升。配合民国初期两次学制改革(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的壬戌学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竞相为师范学校出版教育史课本。有代表性的中师教育史教材如下：
1.周焕文、韩定生编译，蒋维乔校订：《中外教育史》(高等师范教科书及师范学校参考之用)，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2.杨游编著，杨保恒、蒋维乔校订：《教育史》(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4年8月初版；3.戴克敦编著《教育史讲义》(教育部审定师范讲习科必用)，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4.李步青编著，范源濂校订：《新制教育史》(师范学校适用)，中华书局1915年5月初版，1919年1月第6版时，封面署“教育部审定”；5.范寿康编著，唐钺校订：《教育史》(现代师范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初版，1932年6月、11月分别印行“国难”(九·一八事变)后第1版、第2版；6.王炽昌编著，徐则陵、朱文叔、舒新城校订：《教育史》(教育部审定新师范教科书)，中华书局1923年8月初版，1932年11月第19版。上述教材中，以范寿康和王炽昌编著的两本影响最大，到30年代时仍被全国中等师范学校普遍采用。
这一时期出版的高师教育史教材，主要有：1.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北京师大心理室1926年版；3.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北平文化学社1927年5月版。其中，陈宝泉的这本教材特别值得一提。著名教育家陈宝泉(1874～1937)在北京师范大学主讲《中国近代学制史》课程，从1923年起开始在讲义的基础上编著正式教材，前后三易其稿。本书以作者自己在清末学部和民国教育部20多年亲身见闻的翔实记录撰著而成，在取材上，“见知者十之七八，闻知者居十之二三”，颇可作为学习中国近代教育史课程的信实参考。谈到本教材的编写宗旨，作者在自序中说：“各国教育制度虽日新月异，而中国之教育制度向无专书，不得有所比较，遂致切合中国之新教育一时无由发见。”作者的这番感慨，代表了当时一些教育家开始反省新教育运动，致力于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和中国教育改造的思想潮流。
本期中国教育史教材的主要特点是：1.关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功能和方法都有相似的论述，也有相似的学科体系结构。2.关于教育史的具体研究内容或范围，一般都分成教育事实和教育理论两项，并且开始注意到社会趋势、政治经济、思想风俗等对教育的影响。3.关于教育史的研究目的和价值，一般归结为三点：促进对当前教育的根本理解，对各种教育思想学说的分析批判可以丰富教育理论，用教育史人物的事迹或民族兴衰与教育消长相关的史实来鼓舞教育的精神。4.关于教育史的研究方法，大都归结为三种：比较分析，贯通综合，实地验证。从以上教育史学科理论建构来看，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比前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为下一时期独立的中国教育史学科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另外，许多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如蒋维乔、范源濂、陈宝泉、舒新城等，参与编审中国教育史教材，也推动了教育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三、1927～1949
1928年5月，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整顿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这个学制虽然未经政府正式公布实行，但是它的基本精神为政府在变革具体学制时所吸取。戊辰学制与壬戌学制在结构体系上基本相同，只是在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有一定的改动。因戊辰学制对师范教育的变更，除了重印前一时期有影响的教材外，又有一些配合新学制的新教育史教材出版。中师教育史教材主要有：
1.章炯：《教育史纲要》(考试丛书)，广益书局1929年版；2.朱公振：《教育史概要》(考试准备各科概要丛书)，世界书局1929年版；3.刘炳藜：《教育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版；4.姜琦：《教育史》(高级中学师范科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2年11月初版；5.孟宪承：《新中华教育史》(高级中学师范科用)，中华书局1932年6月初版。另外，周予同、杨贤江、姜书阁等人还编著有供师范学校使用的参考教材，其中以杨贤江的《教育史》(世界书局1929年版)影响最大。
有代表性的大学教育史教材是：1.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大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这一时期，在断代教育史的教学、研究和教材建设上数舒新城的成就最大。他在好几个大学兼课，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提出“要改进中国教育非注意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不可”。他先后编著了《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并编辑了近代中国教育论文集《中国新教育概况》和民国教育史料《中华民国之教育》等，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的重要代表。另外，在中国教育通史的研究和教材建设上，陈东原和陈青之的成果最大。特别是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体系完备，资料翔实，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影响很大，为后来编写教材者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间(1937～1949)，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几乎没有进展，主要是重版20～30年代的教材，如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就是在其1925年《中国教育史大纲》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45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重庆正中书局印行，并入选“部定大学用书”。该教材1957年在台湾三次修订，到1981年已印行至18版，成为我国台湾地区几十年来最有影响的教育史教材之一。
综上所述，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虽然处于草创阶段，但仍有一定的成绩，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从事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教育家，致力于近代新教育的建立、改革和发展，提出中国教育改造和新教育中国化的口号，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史学观点和方法，并以之来分析批判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在中国教育史的教学、研究、教材编写和史料文献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内容体系、研究价值和方法等也进行了初步探讨。一些著名教育家还从改革现实教育的角度，来反思教育的历史，有的还有教育史著作传世，如陶行知著有《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廖世承著有《五十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有的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胡适等，虽然没有直接从事中国教育史教材和专著的撰述，但他们的教育史学思想，同样对中国教育史的教材建设和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第二，新民主主义教育虽然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来不及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教育的历史遗产，在革命根据地的师范学校中，因战争环境的残酷，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没能开展起来。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还是产生了重要作用。以徐特立、杨贤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教育史问题，树立了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的正确导向，不少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史学思想影响的教育史专家，逐渐接受唯物史观，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四、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于1949年1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鉴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一方针具体地规定了教育改革的步骤和方向，对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课程和教材改革也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52年11月，教育部颁发《高等师范教育系学校教育组教学计划(草案)》，明确规定教育史为教育专业的必修科目，在本科三、四年级开设。1953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明确了高师教材建设的一些原则并讨论了教材编写问题，教育部在该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教育史等科目的教材，只能借鉴苏联相当科目的教材的精神实质、观点方法，由自己编写。具体做法是：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互交流，逐步提高。会后确定了各校的具体分工。1954年4月，教育部又颁发《教育系暂行教学计划》，也把教育史列为必修课程。1952和1954年教育部颁发的两次教学计划还把教育史列为教育系之外其它各系的必修课程。1956年初，教育部对编写教材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本年的第二次全国高等师范会议之后，教材编写工作全面展开。
1961年4月，中宣部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周扬副部长在会上发表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他指出：“要编出一个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他还论述了教材编写中的红与专、论与史、书本知识与活知识、古与今、中与外等等的关系问题。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仍有指导和借鉴作用。这次会议还根据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共同提交的草案修改制定了《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规定四年制和五年制教育专业均开设教育史课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以后，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开始克服各自为政的局面，进入有领导、有计划的统一管理阶段。
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史教材编成于“文革”开始之前，当时作为讲义在各师范院校交流使用，只有少数在当时得以正式出版，大多数教材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正式出版。这些教材主要有：1.《中国古代教育史》，这是1962～1964年间，北京师大教育史教研室受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委托编写的，由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执笔，在编写过程中，为提高质量，北京师大校长陈垣曾邀请范文澜、翦伯赞等与作者座谈。2.《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磐先生于1961年、1962年曾为北京师大本科生和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编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讲义》《中国近代教育史稿》。1962年，他受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的委托，在上述两教材的基础上，又编写了这部新教材。初稿写成后，曾送一些兄弟院校和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经过几度修改，1965年全部完成。3.《中国现代教育史》，这是陈元晖先生在北京师大授课时的讲义，1962年12月整理成书稿，作为交流讲义在高等师范院校使用。4.《中国现代教育史》，高师教育系本科教材，华东师大沈灌群等编写，1959年写成初稿，作为交流讲义在高等师范院校使用。另外，还有舒新城、孟宪承等编著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多种。
“文革”前17年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中国教育史工作者认真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按社会发展形态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进行了研究，突出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贯穿了阶段分析的方法，初步确立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些学科规范。
五、1977年至今
“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开始拨乱反正，一方面正式出版或重印一批“文革”前一直在使用的讲义和著作，以应教学急需，另一方面，开始酝酿编著新的教材。1978年8月，教育部制定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和学分制两个教学方案，中国教育史仍定为教育专业必修课程，授课时间有所增加。
1978年8月～1979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正式出版了陈景磐、毛礼锐、陈元晖、孟宪承等先生在“文革”前成书的中国教育史教材，这些教材在高师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经过修订，至今仍在不断重印。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克服前苏联教材模式的消极影响，并对过去教材的政治化、哲学化倾向和非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争取编写符合时代特点的新教材，目前这种努力仍在进行中。这一时期的新教材主要有：1.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2.《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郭齐家等于1983年10月根据讲义编成，北京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3.高奇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1981年完成初稿，经试用于1985年定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4.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5.华东师大教育系编：《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沈灌群、杨荣春、周德昌、李桂林等先生也编著了中国教育史教材数种。
进入90年代以来，又有几本中国教育史教材问世，如高时良、董宝良著的《中国教育史纲》(分古代、近代两册)，郑登云编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等等。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大纲》的规定，编辑出版了中师选修课教材《中国教育史话》。
六、对“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改革的几点意见
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经过了清朝末年学习日本，民国时期学习欧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前苏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力图自主发展几个阶段。纵观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发展的历程，笔者认为，虽然目前这一学科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满足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在继承以往教材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改革。
(一)针对不同师范生编写个性化的教材
我国的师范教育学制，包括幼儿师范、特殊师范、职业师范、普通中师、民族师范、师专、师大、教师进修学校、教育学院等各级各类师范学校。1995年全国已有高师236所，全日制在校生约58.3万人；中师897所，在校生约84.8万人；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031所，在校学员51.6万人。毋庸置疑，针对师范院校层次和种类的复杂性，中国教育史教材必须多样化、个性化，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具体说来，根据师范生的特点，公共课教材主要应包括：供幼师学生用的中国幼儿(学前)教育史、供特师学生用的中国特殊教育史、供职业师范学生用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供普通中师学生用的中国小学教育史、供高师学生用的中国中学教育史等几种教材。教材内容除了师范生必须掌握的中国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外，应把重点放在各专业教育史尤其是专业教育家献身教育的精神和事迹的介绍上。高师除了公共课教材外，还有教育系科的专业课教材，包括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不同的专业，必修和选修要适当安排，教材内容亦应有所侧重。另外，教材建设还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系列教材要成龙配套；适应教学手段改革的需要，编制音像教材。
(二)更新内容，吸纳最新研究成果
邓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指出：“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他又指出：“教学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他关于教育要实现“三个面向”的论断，对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也有重大指导意义。教材内容应该更新，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的开放的教材体系。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新的科研成果很多，如《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大系》《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家评传》《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等等，过去一直被忽视的课程教材发展史等领域也有专著出版，如《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等。但是，这些新科研成果，很少能够及时地在现行的教材中得以体现。21世纪即将来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教材内容必须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感，才能在继承前人并吸收当代中外最新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更大地发挥服务社会的潜在价值。
(三)全面反映整个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呈现多样性和统一性并存的特点。汉族虽然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但每个少数民族也都为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中国教育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汉族教育史，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史不应该忽视少数民族教育的历史。没有多民族大家庭的不断交流、融合、竞争、对抗和渗透，就不会形成中华民族教育史绚丽多彩的景象。中国教育史教材必须突破以汉族为中心、以经济发达地区为范围的结构，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另外，以往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对台、港、澳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几乎没有反映，今后应该注意，以免贻人口实。
(四)注意中国教育史教材的正确导向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主张，在文史类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了思想文化领域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的有关精神，对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有重大指导意义。关于教材编写工作怎样讲政治，笔者认为，科研无禁区，应该贯彻“双百方针”，适当介绍各种流派的学术观点，但教材和学术专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教材不纯粹是个人著述行为，教材要体现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材虽然要吸收新的科研成果，要体现学术性，但同样也要体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诸如教育救国、庚款兴学、武训兴学、洋务教育、民国教育、童子军教育、党化教育等有争议的重大教育史问题，以及一些敏感的教育史人物(如曾国藩、陈立夫等)的评价问题，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分析，注意正确的理论导向。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辑出版，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另外，对师范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教育史学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应该在培养师范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等方面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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