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放

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童年时光。歌声荡漾在课堂里，飞翔在校园内。那是童声的齐唱。上课前，一声领起，全班响应，每个教室都传出歌声，此起彼伏。那歌声，不知带给我多少美好的感受，引起我多少美好的联想。特别是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三年级时有故事课。一次，老师让我讲童话，我便即兴一气讲了一节课的俄罗斯童话。《俄罗斯童话》是我钟爱的一本书，里面的《牙痛姑妈》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那时我也经常牙痛，所以也经常产生“小牙痛小诗人，大牙痛大诗人“的感觉。当时课本中有首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诗歌，读来有趣，又朗朗上口，很快就能背诵，直到现在还记得：“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老汉说话啰嗦……你财大气粗腰杆壮，又有骡马又有羊。入社好像吃了亏，穷人沾了你的光。手拍胸膛想一想，难道人心喂了狼？”平时作业并不多。一次，因我贪玩，忘记了作业，结果被一个面孔严厉的女教师关在她家里罚抄课文二十遍，课文题目是《我们搬进了工人新村》。同案犯共四名男生，课文一抄完，大家便盘起腿玩起了扑克牌。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是一贯制的题目，直到现在）。恰巧作文的前一天，我带着几个伙伴在河里捉了许多鱼，正有一肚子的快乐要倾诉，于是就将“捉鱼”作为正标题，“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作为副标题，信手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记述自己愉快的捉鱼经历的文章。没想到老师给了我这样两句评语：“文章写得够生动了，但格调不高。”这是小时侯给我印象最深的评语，它让我念念不忘，耿耿于怀，以至于那篇作文连同醒目的评语被我一直保留了许多年。三十多年过去了，罚抄作业的手段仍被许多老师采用，而作文中的政治立意的评价标准仍然广有市场。

我喜欢读书，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读了《伊索寓言》、《俄罗斯童话》、《小布头奇遇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晋阳秋》、《林海雪原》及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等，还订了《少年文艺》，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连环画书。我的第一次文学创作是在小学四年级。有一次读了一本名叫《奇怪的舅舅》的反特小说，我将它改编成了一个话剧，然后找来几个伙伴阅读剧本，分配角色，自己则充当导演和主角。于是，就在一间堆满麦草的屋子里热火朝天地演起来，直演得满脸汗水，满头麦秸。我喜欢各种运动，尤其喜欢乒乓球，因为听父亲说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是我们的本家，就买了一本《乒乓球》，日日苦练，希冀在九岁那年，至少达到书中所要求的“三级运动员”的水平。父亲的民主教育观，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不会随意训斥我们，更不会打骂我们，他会带着和蔼的微笑，用严肃的语气对你说：“有一点自己的见解，不要老跟着别人跑。”这样的话，激发你去思考问题，也会给你点怕怕的压力。平时里和父亲一起聊天，一起去散步，去踏青，去采集标本，去建筑家庭气象站等是让人十分快乐和惬意的事。父亲和母亲都曾留学日本，父亲就读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在孩提时的我的眼里，他是无所不知的百宝箱，是我崇拜的偶像。

一九六六年夏，老师让我们每人写一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十三岁的我，在树林里憋了一个上午，终于写就了一首打油诗，现在只记得两句：“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

文革期间，大批书籍被查封，所以见书就读，基本上没有选择。有一次偶然发现一间大学书库的窗口破了，于是爬进去借着窗口的光读了一整天的小说，直到被人发现逃跑。又有一次钻进一间中学被封的图书馆读书，徜徉在尘封的书架中，真是一种说不出的享受。读书简直就是饥饿的小偷吃面包的感觉。就这样，我又进一步认识了鲁迅、高尔基，、认识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许多作家。我参加过文革初期的大辩论。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人聚在一起，主题是“谁忠于毛主席”‘“谁拥护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从小口笨舌拙的我，经过这样的辩论，居然用语也通畅、清晰，口齿也伶俐起来。现在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把这种能力叫做“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但少了生动形象，而且只是书面的要求。

下乡后，可读的书籍更是少，我就利用回家的机会翻读家里存放的所有旧杂志―—《知识就是力量》、《旅行家》、《科学画报》等，还有许多医书（我母亲是医生）―—《针灸大全》、《针灸三字经》、《内科学》、《物理诊断学》、《中医学》、《黄帝内经》、《药学》、《病理解剖学》、《生物物理学》等，还全书抄写了《生理学》、《解剖学》。在这些书籍和当时宣传“一根针”、“一把草”、“救死扶伤”的影响下，我居然做起了“赤脚医生”，我希望成为神医扁鹊，成为华佗再世，救助病人，“从此名扬天下知”。以后，我又买书来读，有《汉唐佛教史》、《中国哲学史》、《宇宙学概论》、《宇宙之谜》、《中国通史》、《语法修辞讲话》、《地震》及一些小说诗歌，尽可能地借书来读。我喜欢唐诗宋词，读过的都尽量背诵，然后仿写。读书时容易入迷。一次在地头休息读《红楼梦》，正读得入神时连长过来了，他青着脸叫道：“团长来检查，你竟然敢在这里看《红楼梦》！”三天后，在一个现场会上，我被不点名批判。那位团长说：“我向大家推存（荐）一个坏的典型，大家一定要认真批判。”

文革期间，我多次参加业余文艺宣传队，从学校到兵团，从14岁跳“忠字舞”到做演员，做导演，做编剧，做队长。还有就是奉上级命令写那些满腔热情又凶狠无情的批判文章，或“斗私批修”，或“一打三反”，或“批林批孔”……因为经常写稿，又参加了报社的通讯员学习班，担任几家报社的通讯员。上面来的记者教我们“以点带面”的宣传技巧，这就是，十个单位中有两个单位粮食产量增长了，就说“形势一片大好”；再增加一个，就说“形势愈来愈好”。总之，只会一年比一年好。在充当兵团战士期间，我种过田，牧过马，放过牛羊，赶过大车，当过“赤脚医生”，干过文艺宣传队，做过班长，任过青年突击队长，评过“五好战士”，……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尽管我辛勤劳作，努力改造，参加共青团也整整被考验了三年时间。我还做过两个月的伐木工人。在大山深处一间羊粪铺顶的窝棚里，面对着如此鲜活，静谧而美妙的天山景物，在一张维吾尔手鼓上，一气写了十几篇散文和诗歌，其中最得意的是《滑道曲》。然而第三天，惨剧发生了，临近一个采伐队，因修滑道放炮炸死了人，我们连则因滑道放木将两人撞成重伤。悲哀和伤感瞬间笼罩了全连，我的一腔诗意也即刻荡然无存。

文革结束后，最令人振奋的事莫过于恢复高考。大学里的学习空气分外浓厚，我也以“一日一本书”的速度在那里拼搏。老师们的课是新鲜的，从那里，受到了诸多启发，学到了不少方法。除读书外，我的另一爱好就是听讲座：文学的、美术的、哲学的、美学的、宗教的、音乐的……涉及面相当广。我希望听到最好的课，了解最前卫的知识和信息。

我做过文学家的梦、军人梦、运动员梦、旅行家梦、医生梦、出国梦，最后，却做了教师，学校横跨了天南地北，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罗罗嗦嗦地讲了以上这些好似自传的话，意思不外乎是说明，我的语文素质及品格、意志、情感得益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得益于自主、自觉的一种心态，语文学习的外延是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的。几年前，有人做过抽样调查，看看中小学生们主要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语文素养，提高语文能力的。答案是课外而不是课堂，是课外那种自愿自主自由的阅读和写作实践，这实在让我们的语文老师汗颜。几十年来，语文带来了“少，慢，差，费”，其根源是不尊重学生，不赋于他们平等、自主的说话、读书、作文的权利，这样的课，如何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

我教语文

我教语文二十多年，自认为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讲深讲透阶段。主要是分析模式，或是坚决地贯彻执行教材中先入为主的前言和“提示”，坚决按“教学参考”办；或是在此基础上的添油加醋和自我陶醉。简单地说，课堂上的分析，是前言“提示”和“教参”的分析，我只是这些单一肢解，专制答案的坚定认真的执行者和推波助澜者。课堂上，分析是我的事，学生只有听的份儿。学生这样评价我：容老师讲得真细。

二、演员导演阶段。这一时期师道尊严感特别强，力求使自己在学生面前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卓越的演员，或独具匠心的导演、道德上的完人。这一时期有强烈的表现欲和责任感，希望在学生面前表演出自己的精彩，在课堂上导演出“威武雄壮的话剧”。当时的格言是：学生一碗水，教师就要一桶水。学生评价我：容老师更象一个优秀的演员，他面部的每一块肌肉都那样有性格。他还象一个导演，调动我们去实现他的方案。容老师确实是个渊博的学者，在他面前，你不得不佩服，叹服，臣服。

三、思考改良阶段。因为对教学效果的现状不满，加之总有一种出力不讨好的感觉，于是就思考用些别的方法和窍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切实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如本着“读万卷书”和“闲书不闲”的原则于1986年开设读书课，老师带学生在阅览室和图书馆自主读书。这种课后来成为学校的正课，我也坚持了六年，直到调离那间学校。再如为学生举办系列文学讲座，讲屈原、李白、郭沫若等。又因为按“教参”讲小说总是不出味，于是开设“悬念系列课”，集教师讲座、学生评论、学生创作为一体，大受学生的欢迎。高三学习时间紧张，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在学习写调查报告时，让学生现场练习：一节课调查，一节课写报告，一节课交流。调查的问题都是学生熟悉的、关心的、贴近生活的。还搞讨论竞赛法复习，课前3分钟语言训练：开始是书面，以后是口头，再后来就是即兴等等。这个阶段虽然基本上还是以教师为中心，但给了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又注意引发学生的兴趣，所以教育教学效果比以前有进步。

四、观念明确阶段。观念逐渐地清晰、明确是近几年的事。1997年以来关于语文的全国性讨论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教育的观念也随之彻底的改变：课堂是学堂而不是讲堂，教师是导师而不是讲师，学生是主人而不是仆人，教师是学长而不是家长；教师的“精彩”是重要的，但课堂上的主角是学生，所以学生的“精彩”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要让学生“精彩”首先要让学生得到尊重，创造一种“易起反应的环境”，让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一句话，要有真正的民主教育的观念，主动地把教师的中心地位让给学生。要真正认识教学相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衷心地帮助学生超越自己并为此自豪。为了实现正确的观念，教师就必须要有创新的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提高素质的好方法，我以为是搞课题研究，让课题研究带动自身的继续教育，让课题研究推动教育教学的改革。于是，我主持参加了一些课题的研究。在珠海，主要是“语文自学辅导实验研究”。我追求的目标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之所以选择“语文自学辅导实验研究”这个课题，是因为我觉得学生能自觉主动地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勇于发现探索；教师能率先示范，授之以渔，精点精拨，两者结合在一起，应是语文教育的高效率了。

思考选段

一、工具论﹒人文性﹒文学教育。“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句话没错。问题是，工具论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在相当长的时期，语文变成了政治的工具，结果教师也成了工具，学生也成了工具，语文培养的已不是具有语文素质和独立精神的人了。过去的语文也不是没有人文性，只是将政治教育简单地代替了人文性全部丰富的内容。另一个极端是把语文只看成一种操作性的纯技术性的东西，大搞技能的训练，背离了对情感，对人性，对人的生命发展的关怀，因而抛弃了人文性。提倡文学教育是件好事，因为文学就是人学，但文学教育是否能替代语文教育？是否能完成语文教育的全部任务？

二、语文教育的病根。我以为，语文教育的病根主要在于专制的一言堂及愚昧的斗争哲学。长期以来，我们强调共性和一统，却忽视了对个性的尊重。我们喜欢说“大河无水小河干”，却忘记了千流小溪汇成大江大海。我们提倡斗争哲学，却忽视了“和为贵”的价值。我们总是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却不知道和风细雨，晴天丽日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祈望的好天气。强调共性，实际上强化了专制，教学上只让一个人说话，只听一种声音。提倡斗争，导致了极端、愚昧和疯狂。于是，满堂灌、一言堂应运而生，假话、大话、空话、人云亦云的话、凶狠诋毁的话、阿谀逢迎的话便大行其道、“蔚然成风”。在这种背景下，还谈什么语文教育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方法和人文精神呢？

三、当务之急还是转变观念。两年前，笔者发表了《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的文章。两年之后，再问一次：语文老师们的观念转变了吗？答案肯定是不会令人满意的。

1.观念转变的“运动”形式和表面化现象。由于“运动”的惯性，把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语文教育改革当着一场或几场“运动”的人不在少数。既是“运动”嘛，当然是来了就搞，走了就算。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多少人怀疑以学生为本、学生是主体，但在实践中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以致形成“教学改革轰轰烈烈，语文教师我行我素”的尴尬局面。由于观念没有转变，尽管教纲变了，教材变了，“穿新鞋走旧路”、“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创新要付出辛苦，改革要花费精力，所以许多老师宁愿选择经验型的所谓“驾轻就熟”。碰到有人来访问，就做些“嘴上功夫”；碰到有人来听课，就做些“表演功夫”。

2.顽固的“教师主人心态”。概念落后不仅仅表现在一般教师身上。如有的特级教师一直用“表演课”来影响他人，有的则用“新颖性”来哗众取宠，搞得语文似是而非，其中有多少一演堂、一言堂？师道尊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理论上“教学相长”、“眼中有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行动上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热爱学生，却也会“在学生面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总想以自己一桶水，一缸水的优势来对付学生一碗水，一杯水的劣势，生怕学生超过自己，以确保自己的权威和救世主的地位。在师道尊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词语的影响下，我们是不是太看重自己了？你以为你是谁？其实，老师既不能独立完成“学生灵魂工程师”的任务，更谈不上独立独立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担。而教师的灵魂也迫切需要整个社会来塑造。另外，让教师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为什么不能让教师、学生都燃烧自己、照亮自己、照亮别人，整个社会都燃烧自己，照亮自己、照亮别人呢？

至于平时听到的表现“教师主人”、“学生笨蛋”的话语如“讲都这样，不讲还得了”、“谢谢同学们的配合”、“这个班太差”，“这个学生太愚，一点也不IQ”就更是不绝于耳了。

转变观念是大事情，是艰巨的任务，破和立，批判和建设要同时进行。

四、教训改革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

1.课题实验。有的人拟一个题目，上两节课，写三页总结就算完成了一个课题。重结果、重功利而不重过程和教学本身的情况相当严重。实验的过程和数据可以杜撰，总结或论文中的程度副词可以任意使用。一位教师为了强调自己的实验效果，一篇文章里用了十几个“非常”、“十分”、“特别”，让人不寒而栗。这种课题实验本身已没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课题实验的另一种情况是，课题主持人为了证明自己实验的效果，竟然宣称我的实验可以让任何教师，即使是年轻没有经验，学养不高的教师也能上好课。把教学水平的高下简单地看成是否有一套先进的设备或流水线，把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放到了次要地位。于是，我们看到大批年轻教师被推上课题实验的舞台，任人摆布地熟练地操作表演着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学养被忽略，个性被扼杀。教育，靠的是独立的学术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只能在“流水线”上的人和被人操纵的机器。

2.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现在各种“模式大全”满天飞，特别是冠以创新类的模式到处都在推销，但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词，它容易让人联想到刻板、教条和死亡。一样东西，一旦成为模式，它还有生命力吗？我喜欢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事实证明，照搬任何一种模式都是盲从和没出息的行为。与其说模式，不如说是流程或方法，教育教学的好流程好方法，是可以让人们学习借鉴的。这种学习往往是度法而入，破法而出，而破法而出则是最重要的事。

3.教学法。我们历来的教学法多是教法多，学法少。而教法中很多又是先入为主甚至是杜撰的，根本不考虑学生心理、生理及学习背景，只是为教师自己所利用。有人质疑满堂讲、满堂问、满堂念、满堂读、满堂背的形式和导向。其实质疑的重点应该始终是：课堂教学是否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否是自主学习的主人？所以说，无论教法还是学法，都要要眼中有学生。

4.多媒体。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多媒体教学正从途径，方法上空前地拓宽语文教育的领域。但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定位，多媒体教学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是手段，就要实事求是，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就不用，关键要看教学效率和效果。如果制作的课件只是代替板书，只是写既定的框框和答案，而事先为制作这些课件花费大量的精力，这实际上是“少慢差费”。这也不能成为平时的教学。二是观念。如果教师的观念不转变，就可能由传统的满堂灌变成机灌、网灌。由此看来，采用什么途径和手段始终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教育的思想和观念、教育的目标和效果才是至关重要的。“多媒体辅助教育”，好就好在“辅助”二字。

５.会议与比赛。各种旗下的会议不断地召开着，但许多已成为例行公事，已缺少解决迫切的问题，完成迫切的任务的勇气。会议的三步曲――总结报告，宣读论文，颁发证书奖品不断地重演着，惟独缺少研讨。这种或那种教学大赛也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着，上课、评分、发奖……也忘记了静下心来研讨。仅凭一节课，一次奖便一飞冲天，身价倍增的例子屡见不鲜。与唱了一首歌便被捧为歌唱家，演了一出戏就被捧为艺术家，做了几个动作就成为这星那星如出一辙。“导师”们，在培养青年教师的同时，也用那些溢美之辞如“独具匠心”、“精妙绝伦”、“前途无量”捧杀那些正在成长的青年们。青年教师也用“上海的学生水平确实最高”、“北京的学生不愧为首都的学生”、“广东的学生到底不同凡响”来讨好学生。我们的眼光已太专注于一节课的所谓成败，一个人的所谓得失，我们的会议和比赛已变得如此形式和功利，我们已逐渐远离独立、平等、交流的学术精神。衷心地希望，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少一点报告，多一点研讨；少一点比赛，多一点交流；少一点过场，多一点过程……

6.公开课。是看的还是做的？目前各地的公开课大多可视性强。少则准备几天，多则准备十几天或一两个月，没有一点“看”的东西也说不过去。但它反映的不是平时的教学情况，所以缺少推广的价值。何况它未必就是学习推广的对象。我的办法是，取消示范课、观摩课等称谓，一律称为研究课，减转上课者的压力，大家平等地研讨交流，研讨交流，才是公开课活动的重头戏。

五、高中新大纲。“教学内容和要求”的量化与“课外推荐书目”

高中新大纲“教学内容和”的量化不够科学。如对阅读速度的要求：“阅读一般的现代文每分钟不少于600字”，这个数据是不是还在参照二十年前港澳台的阅读速度的实验数据呢？我们自己实验的根据在哪里？又如何验证的？又如“课外自读文学名著（10部以上）、科普书刊和其他读物不少于300万字。”先说文学名著，《红楼梦》99万字，《水浒》84万字，《西游记》80万字，别说“10部以上”再加上科学书刊和其他资料，一份《南方都市报》72版就40多万字，高中生到底需要读多少万字呢？从阅读速度看，按每分钟600字计，每年读27个小时，每月2.5个小时，每日读5分钟，阅读量的下限是不是太低？另外，电子读物是否也需要计算呢？再看写作。“作文每学期不少于5次。三年中其他练笔不少于3万字。”5次是什么意思？大作文？小作文？抑是大小作文的和？其他各类练笔是什么概念？这种练笔的依据是什么？既然缺少科学实验的依据，为什么又要随意地统一要求呢？

新大纲的课外推荐书目似乎缺少眼界、包容和胸怀。20本名著，除了《谈美书简》、《歌德谈话录》有点新意，其他都是老面孔，只不过从大学摆到中学。奇怪的是，当代大量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为什么不选？抑或是不屑一顾？

六、教材的编写和校对。

现行编写的教材，一篇王力的文章《我国古代的马车》的引用错误（将《国殇》说成《九章》中的诗篇）从大学教材到中学教材，年年编，年年校，年年出版，年年照错，我曾以“误入课本中，一错卅五年”作为题目写了文章，但到现在仍然是外甥达灯笼―—照旧。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大学语文》，800字的前言，病句达32个，其中选文更是错漏百出，让人触目惊心。教材中的错误率居高不下，且一错再错的情况尤其严重，对广大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恐怕已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