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始资料
亚里士多德关于梭伦改革的论述
第一单元资料与注释VI当梭伦成为政事的领导者的时候，他就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一举而永远地解放了人民，他又制定法律，下令取消公私债务，其法案曾以“解负令”闻名，意即人民卸下他们的重担。有些人想用这些事情来毁谤梭伦，事实是这样的，当梭伦要制定解负令时，他曾预先告诉一些贵族，后来，像同情平民的人所说的那样，他被他的朋友以谋胜算了，但打算毁谤他的人就说他自己也取得一份。因为这些人借了钱，买来许多土地，等到不久以后实行取消债务时，他们都成了富翁；据说后来以祖传财富闻名的那些家族就是起源于此。然而，同情平民者的估计是较为可靠的；因为，如果考虑到，他在别的行动中是那样的谦逊而有从公精神，以至于当他有机会使两党之一听命，自为城市僭主之时，他仍然宁招两方之怨，视国家的荣誉和安全尤高于他自己的崇高地位，那末说他竟然会以这等不值得的细节自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他有这样的机会，不但可以从当时纷乱局势看得出来，而且他自己在他的诗中许多地方都提到过，而这是大家所同意的。所以我们必须认为攻讦梭伦之说是错误的。
VII于是他创立一个新的宪法，制订一些新的法律，德拉古的法令，除了有关杀人犯的以外，已不复为人所遵守了。法律写在牌子上，牌子立在巴西勒斯柱廊里，所有的人都发誓遵守法律；九执政官通常是对那块石头或许就是市场里宙斯的神坛。宣誓，说他们如果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就得奉献一个黄金人像；因此之故，他们甚至现在还用这样的誓言来宣誓。梭伦决定，这些法律要实行百年不变。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摘自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上古部分第239页，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XI当梭伦完成上面所述的宪法时，人民常来找他，并且为着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烦恼，批评这些，问问那些；他既然不愿更变法律条文，又不愿居留而受谤，所以旅行埃及，以经商和游览该地为目的，声明十年之内，将不回来，因为他认为他没有义务留着解释他的法律，大家应该遵从他所写的法律条款。而且这时他的境遇也很不顺适，很多贵族因为他取消债务而和他不睦，而两派亦都因调处结果，大失所望，改变对他的态度。因为人民期待他制订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贵族则希望他或则恢复以前的制度，或则只是略加变更；但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尽管他如果随意袒护一方，就有成为僭主的可能，他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
XII对于上述情形，不但大家的看法都一致，而且梭伦自己在诗中也这样说：
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
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
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
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
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
他又说应当怎样对待群众：
这样，人民就会好好追随领袖，
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
厌足就要滋生不逊。
在另一地方，他说到意图分割土地的那些人：
他们为劫夺而来，欲望无有止境，
每一个都想望获得无穷的财富，
而我，言语温存，暗里却心肠坚硬。
他们的幻想狂妄而终于落空；于是对我激起怒火，
瞪着眼睛看我，视我如仇──
错了：我应允之事，得天之助，都已完成，
至于其余，不能作无谓冒进；
用僭主力量希冀成功，我所不乐，
亦不愿让君子与小人在我们祖国竟然享有同等的一分沃土。
他又说到取消债务，说到本为奴隶而在实行解负令后得到自由的人们：
在我团结人民去谋求的一切目的中，
有什么我还没有做到？
在时间的裁判席面前，
那奥林帕斯诸神的伟大母亲，
黑土，将是最好的证人，
因为正是我，为她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亦即抵押地产的标识。)：
以前她曾是一个奴隶，而现在已经自由。
许多被出卖的人们，
我已使他们回到这神所建立的雅典，
其中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是因故出卖；
有的为了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
不复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远方漂荡，
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
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我都使他们解放。
我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
调整公理和强权，协和共处，
这样我应允的事都已一一完成。
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
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果是别的人代我执着鞭策，
他，这不智与贪婪，又那能抑制人民！
因为如果我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
而有时又令另一党欢欣，
这个城市就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
所以我卫护两方，
进退维谷，有如孤狼在一群猎狗之中！
后来两方不满，各有怨言，他又责骂他们：
如果坦率的说，我必须责备人民，
他们连在睡梦中也看不到
他们现在所已有的这些事情……
然而所有伟大而有识见的人
都会赞美我，把我当作朋友；
因为──他又说──如果别的人取得这样的职位，那末，
他就不会抑止人民，也不会自制，
直到他搅乱了事情，榨尽了乳酪；
然而我，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
立起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摘自林志纯主编
《世界通史资料》上古部分第292—294页）
恩格斯关于梭伦改革的论述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一职已经废除；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594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大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2500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地产的最大数额 ，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而另一方面，也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接纳入任何旧的氏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被保护的外来的移民。这时，帮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梯尼革命（公元前509年）最终把他们推翻，但与之同时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普鲁塔克关于梭伦改革的论述
雅典的领土上有多少不同，全邦就分成多少派别。山区的人主张采行极端民主制；平原地区的人主张采行极端的寡头制；海滨的人组成了第三派，主张采行一种中间性的混合制，他们反对前面两派，阻止其中任何一派取得优势。而且在那个时候，富人和贫人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似乎只有建立僭主政治，才能够使它恢复秩序，停止混乱。所有的平民都负了富人的债。他们或者是替富人耕种土地，交纳六分之一的收成(更多的人认为是交纳六分之五，而耕种者自己只得六分之一，如拜占廷词典的编者弗蒂、赫希哈伊等人，教材持此观点。)，因而被称为六一农或泰特；或者以自己人身作债务抵押，可以被债主押收，因而有的在本土成为奴隶，有的被卖到了外国。也有不少的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儿女（因为当时并没有禁卖儿女的法律），或者因为受不了债主的虐待，逃亡到外国。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和最坚强的人，却开始团结起来，互相激励，不要在这些富人的侵害的面前屈服，要选出一个可靠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去释放那些已被定罪的负债者，重新分割土地，并对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中最明敏的人都把眼光盯在梭伦身上。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和当时罪恶最无牵涉的人物；他既未曾插手于富人们的不义，也没有连累在穷人们的困苦之中。因此，他们请他挺身而出，结束当前的纷争。
──《梭伦传》（［古希腊］普鲁塔克著，谢义伟译，摘自《希腊罗马名人传》，
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第1版）
2.课文注释
古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
梭伦改革是既为雅典城邦的崛起拓展了道路，又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勃兴奠定了基础。为了深刻地理解这一重大改革历史必然性，还应当将其置放在古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中去审视。
城邦的“多中心”格局，是古希腊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的形成与古希腊外向、开放的海洋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希腊的海洋地理环境以爱琴海为中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乃至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沿海地带。这一地区海陆交错，山岭重叠，爱琴海中的岛屿星罗棋布，总数达到480多个。与东方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的景色相异，希腊半岛多系贫瘠山地，夏季炎热干旱，没有较大的河流。但这里，海岸线曲折，良港甚多，又盛产橄榄、葡萄和大理石、陶土、金、银、铜等矿产。因此，古希腊农业不发达，但却有着工商业发展的优越条件。在古希腊，最早的土著居民是皮拉斯齐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属于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阿卡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等相继迁移到此，占据在不同的地区。大约到了公元前12世纪，北部的多利亚人又不断南侵，来到半岛定居。这些民族都自称是神明希伦(Hellen)的后代，即希腊人。他们大致有相同的语言、宗教与风俗，其长期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正是希腊文明酝酿的重要基础。在希腊文中，希腊意即希伦人居住的地方。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古希腊人就以善于航海而著称，被称之为“海上居民”、“海上民族”。神秘浩瀚的大海与十分频繁的航海活动，既激起人们探求与开拓大自然的强烈欲望，陶冶了其对外冒险扩张的民族性格，也使得他们能够不断地进行海外商业与殖民，并与北非与西亚的文明圈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古希腊的政治文明史始终没有像古代东方大河流域的文明区那样形成“大一统”的君主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而是呈现出诸多城邦在起源与发展上的“多中心”或“多元”演进的历史格局。在古希腊，城邦（polis）特指高于家庭、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它们常常以一个城市或城镇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落而组成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在内政、外交上都是独立的。尽管诸如雅典、斯巴达与科林斯等个别大城邦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采取战争或和平外交的方式建立了某种政治同盟，取得了盟主的地位，但却始终没有设想或进行过旨在建立“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兼并战争。另一方面，在古希腊，也始终有一种无形而又牢固的文化纽带将诸城邦的“多中心” 格局贯穿与维系在一起。由于城邦的起源、发展层次、社会制度与生产生活方式大体类似，经济与文化联系也十分密切，古希腊人有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民族文化意识。各城邦的公民都有一种文明优越感，将自己称之为“希腊人”，而把希腊文明圈外的人称之为“野蛮人”。这一情况，实际上也与古希腊地理环境便于内部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地中海本来就属于内海，而爱琴海则是“内海中的内海”，其四周可以通过海道顺畅地进行联络。古希腊人曾经比喻说，爱琴海就像一个“大水塘”，而散布在其周围的希腊各城邦犹如一群青蛙。正是有了这一有利的环境，各城邦的文化沟通与思想呼应十分密切，由此而能够进行相互间的高度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也正因为如此，貌似一盘散沙且时有利益纷争冲突的希腊诸城邦，在受到外敌的侵犯时，常常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古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早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200年期间出现的“爱琴文明”，就已经显示出这一格局的轨迹。考古学的成果显示，在属于“爱琴文明”的 “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中，随着青铜器的使用，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农业与手工业已经分离，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在克里特岛与南希腊的迈锡尼曾经产生过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公元前12世纪，原来居住在中希腊地区的多利亚人南下，征服了迈锡尼诸国。在此后的400年间，是古希腊从青铜器向铁器过渡的时代。反映这一时期希腊社会情况的是著名的《荷马史诗》，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荷马时代”。
“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曾经一度出现了历史倒退的局面。正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多利亚人在南下的过程中，将他们的氏族部落组织移植过来，并实行原始部落特有的军事民主制。不过，随着铁制的斧、锄、矛、刀、犁、铲等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农业逐渐得以发展起来，工商业也开始萌发，最终导致了私有制的膨胀与阶级对立的产生，部落管理机构也就向国家统治机关演变。由此，在公元前8～前6世纪期间，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诸多的奴隶制城邦国家纷纷建立起来。这些城邦大小不一，小者如厄其那只有100平方公里，大的如斯巴达也只有8400平方公里，雅典则为2250平方公里。雅典是个大城邦，但其在极盛时人口也只有40万人。
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在城邦海外殖民活动中也明显的反映出来。公元前8～前6世纪，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有限，希腊人需要到海外拓展生存空间；而一些因土地兼并而破产的农民与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贵族，也渴望到海外去寻找“乐土”，于是希腊城邦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参加殖民的城邦约40多个，建立殖民城邦130多个。希腊城邦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城邦殖民既是希腊文明成长的一大重要条件，也是它的发展与衍生形式。殖民者每到一地，立即驱赶或奴役当地居民，并按照母邦模式，建立新城邦，推行奴隶制，实行母邦的政治体制。不过，这些被“克隆”出来的子邦并不依附或从属于母邦，它们在与母邦保持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却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希腊的殖民城邦分布在地中海北岸、黑海南岸乃至埃及的尼罗河口，它们加强了希腊各邦与海外各地的商业往来，也促进了希腊与北非、西亚的文化交流。
希腊城邦国家的“多中心”格局，不仅表现在各城邦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上，而且表现在城邦不同的发展模式上。在城邦初期阶段，氏族贵族独自垄断了政权，社会生活领域中还保留了不少氏族制度的残余，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国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平民反抗与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夺权斗争的冲击下，在城邦统治者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希腊各城邦大体出现了贵族寡头政治、“僭主政治”与民主政治这三种政体形式。斯巴达与雅典为两种典型的社会发展模式。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南部，为多利亚人所建，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贵族寡头政治，经济上则实行土地国有制与农业经济，并将被征服的希洛人作为集体所有的农业奴隶来奴役，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较为落后，贫富分化比较迟缓。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半岛，“梭伦改革”后逐渐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经济上为土地私有制与典型的“古典奴隶制”，工商业比较发达。
希波战争后，以雅典为首的 “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由于利益冲突而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战争成为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战争之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面临着严重的“城邦危机”，公民的进取与开拓精神渐渐窒息，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格局逐渐瓦解。公元前4世纪，兴起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乘机而开始入侵，逐渐将整个希腊置于其统治之下。
《荷马史诗》
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侵入希腊半岛，消灭了阿卡亚人各城邦，毁灭了迈锡尼文明，使正在解体中的氏族部落制度在爱琴海世界重新占统治地位，希腊历史进入了暂时的“倒退”时期。这一时期因留下唯一的一部重要文献《荷马史诗》，故称为“荷马时代”（公元前11～前9世纪）。《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著作，相传是盲诗人荷马（约公元前9～前8世纪）所作。它取材于公元前13世纪末期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特洛伊城的故事。《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第十年的片段：希腊联军第一勇将阿基里斯因与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争夺1个女俘，愤而退出战斗，导致希腊人多次被击败。后来阿基里斯的好朋友帕特洛克罗斯偷用他的盔甲和武器出战，结果被特洛伊城勇将赫克托耳杀死。阿基里斯非常悲伤和懊悔，遂与阿伽门农捐弃前嫌，重返战场，杀死赫克托耳。战败特洛伊人。故事以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赎回其子赫克托耳的尸体举行隆重葬礼而结束。《奥德赛》是记述了荷马时代希腊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理想的各个方面。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不朽的作品，也是研究早期希腊社会的重要文献。荷马是否确有其人，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表示过怀疑。一般的推断是，在公元前12到前8世纪间，在希腊，尤其是在小亚细亚，有很多行吟诗人。他们演唱关于古代英雄事迹的诗歌。经过他们的长期创造，形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雏形。后来经过一两个诗人的整编，成为两部史诗。
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是古希腊城邦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
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氏族贵族与普通氏族成员的关系失去了平衡，普遍出现了阶级分化，冷酷的商品经济力量使贵族和平民都产生了分化：少数氏族贵族破产而没落，众多身为小农的平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沦落为雇工和奴隶。金钱的魔力使贵族对平民的盘剥和压迫更加残酷，而平民对贵族的仇恨也日益加深，出现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从原始氏族制向国家过渡的阶段中，几乎都产生了阶级分化和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因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希腊产生了一个由少数经商致富的平民组成的工商业者阶层。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不甘心政治地位低下，因而也加入到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来。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往往联合下层平民反对贵族，并充当领导者，这使原有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平民能与贵族抗衡，甚至战胜贵族。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使希腊历史发展前景与同时期的东方国家大不相同。
僭主政治
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虽未出现东方式的专制君主，但却出现了“僭主政治”这一特殊的政治统治形式。“僭主”（希腊文为Tyrannos）一词可能起源于吕底亚，指一人独裁的统治者，初无贬意。公元前4世纪以后，僭主才有了“暴君”的贬意。僭主产生于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过程中。僭主是指那些通过非法途径取得独裁统治权的人。僭主依靠尚未成熟的平民意志，而不是法律。他的权力不是来自神授或民选，而是来自特定的环境。僭主一般都是以群众领袖的身份发迹起家的，不论他们出身破落贵族还是平民，总是靠反对贵族而博得大众的信任。僭主所取代的政权一般都是贵族寡头政治，而继僭主政体之后，一般都会出现民主政治时代。显然，僭主政治是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形式。
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散文家。生于彼阿提亚的克罗尼亚，青年时游学雅典，研习修辞学、数学、哲学、医学、历史学等。曾游历希腊各地和埃及、小亚及意大利。据说曾经给罗马皇帝图拉真、哈德良等讲课，被前者授予执政官的荣衔，被后者任命为希腊财政督察。后回希腊从事著述，同时任克罗尼亚行政官。其著作颇丰，尤以传记最为有名，后人辑为《希腊罗马名人传》，包括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五十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庇西特拉图
庇西特拉图（约前600—前527）是雅典城邦的著名僭主。出身贵族，与梭伦有亲戚关系。因曾参加雅典对墨加拉的战争有功而颇有声望。梭伦改革后，当时雅典的三大派别对此持不同态度：代表贵族的平原派反对，代表工商业者的海岸派支持，代表农民的山地派不满足。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依靠山地派的支持，发动武装政变夺取了政权，当上了雅典的僭主。前559、552年两次被逐。前541年依靠雇佣军与底比斯贵族的支持而重新掌权，一直统治到公元前527年病逝。在其统治期间，庇西特拉图不仅贯彻执行梭伦立法，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和措施：1.对农民实行低息贷款，把土地税定为收获的1/10或1/20。2.设立农村巡回法庭，现场办公，及时处理农民诉讼，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专断和干扰。3.扩展雅典工商业，建造大批商船和战舰。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建立殖民地，以控制黑海的商路和贸易。4.进行大规模的雅典市政工程建设，将雅典变成希腊最繁荣的城市。5.重视雅典文化事业，出资组织节日庆典，请文人墨客到雅典创作交流，《荷马史诗》的整理工作就是在此时的雅典进行的。
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工商业者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庇西特拉图以独裁的形式推进了民主的进程。
但是，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却未能继续其父的“仁政”，专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引起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终于在公元前510年被群众推翻，被逐的希庇亚斯最后跑到波斯，叛国求荣。雅典人民获得自由后继续奋斗，赶跑了乘机和流亡贵族勾结而一度进入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并促成了公元前508～前507年的克利斯梯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梭伦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梭伦改革之所以会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纪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致使雅典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当时，在政治上，贵族不仅占据了所有重要的国家官职，而且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平民则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由平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贵族还控制了城邦的经济命脉，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平民处境不断恶化，纷纷破产，无力还债的平民债务人及其家属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债权贵族交纳六分之五的收成作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属因债务或交不起地租而沦为债务奴隶。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断出现，并酝酿出公元前632年的“基伦暴动”。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当时的习惯法编订为成文法，限制贵族任意解释习惯法。然而，该法典仍然维护贵族既得利益，如允许债务奴役，对偷窃蔬菜水果者均处死刑等等，被后世称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其二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雅典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与外贸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逐渐形成。他们不满旧贵族的政治专权，要求参与城邦政治，并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一般住在沿海地区，被称为“海岸派”，他们不像“平原派”的旧贵族那样靠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奴役债务奴隶来牟利，而主要关注发展海外贸易，掠夺外邦奴隶与财产。他们一方面对无法参与城邦政治强烈不满，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专权；另一方面因经济上富有，也反对属于下层平民的“山地派”彻底改革的激进要求，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不过，在反对贵族专权上，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们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贵族施压，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梭伦登上政治舞台而发动改革。他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振兴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复为墨加拉侵占的萨拉米斯岛的斗争中，梭伦既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选为首席执政官，全面推行改革。
梭伦改革的主要措施
梭伦改革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颁布《解负令》，即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废除，公民沦为债奴者一律解放，同时永远禁止放债时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担保。不仅国内因负债被奴役的公民立即获得自由，国家还负责赎回那些被卖到国外的人。与此有关的是，那些因负债而押出土地变为“六一汉”的人，现在也把田地上的债权标志一扫而光，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解负令》不仅使雅典公民中的贫苦大众解除了最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它取消了债务奴隶制，还对雅典和希腊的奴隶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后，雅典的奴隶便全由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这样，雅典走上了“古典奴隶制”的道路。同时，这也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铺垫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梭伦改革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这个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业奴隶主大得其利，因为他们按财产必居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同时，对贵族也并非彻底打击，因为贵族以其财产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级，只是他们的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具体细则是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为每年收入按谷物、油、酒等总计达500麦斗以上（每麦斗约合52公升），称“五百麦斗级”；第二等级是收入300麦斗以上者，称“骑士级”；第三等级的标准则是200麦斗以上，称“牛轭级”（有牛耕田者）；其余收入不及200麦斗者统归入第四等级，他们靠打工为生，故称“日佣级”。分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政治权利：第一级可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级与第一级同，惟不得任司库；第三级可任低级官职，与执政官等高官则无缘；第四级则依旧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和其他等级一样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此可见，梭伦使工商业奴隶主以第一和第二等级而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把他们上升为统治阶级。他给予平民的政治权利却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终保持着他自以为荣的“中间路线”。不过，财产等级制度打破了贵族依据血缘门第的世袭特权来垄断政权的局面，动摇了贵族政治的社会基础，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梭伦改革的第三项重大措施是设立新的国家政权机构，限制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新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4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外，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原属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等。贵族会议虽然保存，却没有原先的威风与实权了。对比于贵族会议权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会却从原先的形同虚设逐渐恢复了它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威严，因为选举梭伦和通过各项改革法令都必须在公民大会进行。梭伦建立的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梭伦规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诉之权，而陪审法庭是以陪审员当法官，人数在数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级公民都可通过抽签任职，审案时投票作出判决，因此比较民主，打破了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
梭伦改革的第四项重大措施，则是颁布促进工商业的法规，例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其父；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对度量衡和币制进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这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突出体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
综观梭伦的各项改革，其目的在于化解因贵族专权而造成的社会矛盾与政治危机，确保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推动雅典城邦的迅速发展。
梭伦改革的历史意义
首先，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首先，梭伦颁布的“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世代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所必需具备的公民群体。其次，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打破了贵族政治专权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分享了政治权力，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以财产资格来取代血缘资格，从根本上瓦解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对民主政治的形成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三，梭伦的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如恢复原有公民大会、增设四百人会议与公民陪审法庭、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等措施，不仅从制度上打破了享有世袭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并形成了某种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这就为日后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同时，作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梭伦循守的是折中主义的改革道路，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梭伦以财产资格确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权利，富有的第一、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广大下层公民并未享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梭伦仍然承认了旧贵族的传统经济特权，即通过血缘门第世袭占有土地的特权，没有满足无地少地的下层平民重新分配土地的合理要求。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矛盾仍未消除，此后雅典城邦仍动荡不已。梭伦改革虽然打击了贵族势力，但贵族仍可通过贵族会议享有某些政治特权，而且由于传统的部落聚居区并未完全改变，氏族制度残余仍得以存续下来，对贵族势力形成较大的支撑。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在梭伦以后，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才能确立起雅典民主政治。
克里斯梯尼及其改革
克里斯梯尼出身于雅典名门大族，公元前509年，他依靠平民驱逐斯巴达支持的贵族派代表萨洛拉。公元前508～前507年，出任执政官，推行改革。改革后，雅典以新的地域组织，代替了原始的血缘组织，一般认为，它标志着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他的改革使雅典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最高级的政治事务，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比梭伦的改革“要民主得多”。克里斯梯尼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揉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现在则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里斯梯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2.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里斯梯尼便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创新：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只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500成员按部落分为10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50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3.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现在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4.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伯利克里时代的民主政治
“希波战争”后，雅典在希腊城邦的威望空前提高，奴隶制经济也迅速发展，引起雅典公民内部不同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公元前462年（或公元前461），民主派厄菲阿尔特斯当政，通过立法将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如否决公民大会决议、监督公职人员的权力等分别交给公民大会、民众法庭和五百人议事会，仅让其保留审理刑事案件以及监管宗教仪式的职权。所有这些，都为“伯利克里时代”民主政治的繁荣奠定基础。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斯被刺杀后，伯利克里（公元前495—前429年）接任为民主派舵手。从公元前443年起，他连续当选首席将军，指导雅典政局直至逝世。在任期间他采取诸多措施，使雅典民主政治空前繁荣，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 雅典国家的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并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当然，抽签方法也依职位轻重而略有区别。执政官这类最高官职尚须各选区按比例提出一定数量的候选人，然后再从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但候选资格已尽量放宽，无任何财产、等级、资历的限制。其他各级官职和五百人会议成员则在各选区从合格公民中直接抽签产生。当时希腊人的宗教思想仍很浓厚，他们相信抽签是天意所归，赋予它以一定的神圣意义，因此也更显得公平。尽管这种看法有点可笑，它实际上却为公民提供了在古代条件下最广泛也最平等的参政机会，公民的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
2.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握有充分的权力。特别是公民大会，这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都是大会成员，都有参加讨论发言和投票表决之权，它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即所有公民都直接参加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据估计，当时公民大会每隔八九天便召开一次，讨论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粮食供应、国家债务、官员审核、惩罚和罢免；执政官抽签和十将军选举也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公民大会还曾允许任何公民就任何问题自由发言（无论违法与否），只要他在祭坛上放一橄榄枝表示请愿即可。当此民主政治鼎盛之际，雅典城邦任何公职人员，无论地位多高，皆不能离开公民大会而擅自决定任何政务大事。他们都处于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经常督察监视之下，若公民大会认为他有失职守，则无论其功勋威信多高，皆依法惩处。
3.在公民大会和公民群众获得国家主权的同时，原有的氏族贵族势力则被铲除殆尽。贵族会议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力，只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事务。而且，由于贵族会议成员照例由卸任执政官终身担任，此时执政官已向一切公民开放，出身平民的公民也能通过担任执政官而在贵族会议据有席位，这个会议也逐渐变质。因此，总的说来，旧日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贵族特权也烟消云散。当然这不等于上层奴隶主被赶出政治舞台，实际上雅典国家仍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只不过取消了贵族左右政坛的特权，让工商业奴隶主得到掌权的机会，并将政权向广大公民开放而已。
4.为担任公职和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公民群众发给工资和补贴。按城邦旧制，公民担任公职是尽义务，一律不给工资，甚至要由自己负担有关开销（至于贵族当官以权谋私，借官发财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作法实际上使贫苦公民参政大受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打破这个传统。伯利克里首先为担任民众法庭陪审员的公民发给每日生活补贴，颇得民心；遂加以推广，使五百人会议成员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皆由国家提供膳费；后来发展到参加公民大会可领取津贴，甚至入场观看城邦组织的戏剧会演也可得“观剧津贴”。
“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但其也有着时代与阶级的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 雅典民主政治是奴隶主内部的民主，是对奴隶的一种专政形式。
(2) 即使在雅典自由民内部，这种民主也局限于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之内。妇女皆不能参政，外邦人也无任何权利，这就使自由民人口总数一半以上与它无缘。民主政治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奴隶主上层手中，只是这些上层分子不再属反对平民的贵族而是支持平民利用民主的工商业奴隶主。在体制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留有一个“漏洞”以便于这些上层分子掌握实权，那就是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并不给薪俸，这就决定了贫穷公民很难当选将军。而将军是掌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伯利克里就是从公元前443年起到前429年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政府首脑。
(3)在民主与平等的口号之下，实际上掩盖着不平等和不民主，主要表现在普通平民与富有的中上层奴隶主之间政治经济上不平等；雅典人与同盟城邦、外邦人之间的不平等；对于奴隶，则更没有平等可言。雅典人所获得的任何民主权力，都是建立在对同盟城邦、外邦人、奴隶不平等之上的。其次，这个民主政治的范围即使在自由民中也是很有限的。所有这些局限都说明雅典民主政治是古代奴隶主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手段。
伯利克里
前495—前429，出身贵族，拥有大量地产，并同工商业有密切利益关系，成为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人物。当时，雅典的领导机构是十将军委员会。公元前443年起，伯利克里连任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15年，成为雅典的最高统治者。执政期间，主张扩大雅典海上势力和平民的权利；大兴土木，修建雅典卫城和比雷埃夫斯港；加强海军，扩建三层桨座舰达400艘；奖励学术，提倡文艺，一时雅典人才辈出，文化昌盛。同时，他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规定一切官职向所有等级的公民开放，执政官用抽签法产生；公民大会成为最高的权力机构，十天召开一次会，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重大问题，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能参加；陪审法庭由每个部落在30岁以上公民中用抽签方式各选出60人，共600人组成，是最高的司法机关；十将军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是最高的政府官员，统率军队，掌握实权。为了使贫穷公民出任官职，他规定“公职津贴”制度，并给一般公民“观剧津贴”，以吸引公民参加社会活动。他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推进到高度发展阶段，但占人口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他采用陆地退守、海上进攻的策略，把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的居民移至雅典城内避难，以致城里人口过度集中，发生瘟疫，居民大量死亡，公元前429年，伯利克里也死于瘟疫。本课中选用的插图《伯利克里》是一座古希腊时期的雕塑作品，伯利克里头上戴的是头盔，头盔上有两只望孔，开战时，头盔拉下，既可以保护头部，又不妨碍视线。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著名学者、思想家。公元前384年诞生于爱琴海北岸的斯特基拉城，其父是马其顿王室的御医。从小对自然科学特别爱好，青年时前往雅典，成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大弟子，从事学习和研究长达20年之久。他好学多问，才华横溢，成绩突出，被柏拉图夸为“学院之灵”。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担任了年仅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宫廷教师。公元前340年亚历山大摄政，亚里士多德回到家乡。公元前335年他重返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院”，独树一个新的哲学学派。由于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常常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讨论问题，当时人们就称之为“逍遥学派”。公元前323年夏天，亚历山大大帝从印度回师巴比伦的途中病故。从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开始不得志。他决定离开雅典，离开吕克昂学院回到母亲的故地过隐居生活。公元前322年因病逝世。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雅典政制》等，其中《雅典政制》中的有关记载是研究梭伦改革的珍贵史料。
3.学术观点
史学界对梭伦改革的历史意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标志则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梭伦说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认识。目前，国内史学界也有学者持此看法，认为梭伦改革的斗争矛头指向贵族寡头政治，开始确立自由、民主、平等原则，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由此而开始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与最高司法机关；实行法治而非人治(松涛：《试论梭伦改革的历史地位》，载《南充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
（2）克里斯梯尼说
国内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标志。其理由是：十个新的地区部落代替四个传统血缘部落，肃清氏族制度残余；五百人会议起到政府作用；十将军委员会加强军队民主性；陶片放逐法对贵族政治形成威胁(齐思和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刘明翰、海恩忠主编《世界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崔连仲主编《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李天祜《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厄菲阿尔特斯说
一些国内学者主张以厄菲阿尔特斯的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标志，认为通过这一改革，确定了公职人员的津贴制，保证了各等级公民尤其贫苦公民的参政议政。同时，该改革使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这三个重要民主机构更加完善，独立自主行使职权并相互制约(任寅虎、张振玉：《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廖学盛：《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载《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
（4）渐进说
国内也有学者回避了所谓的“标志”问题，认为从梭伦改革到伯利克里这一个半世纪中，雅典民主政治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发展的渐进过程(刘家和、王敦书合编《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郭小凌：《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载施冶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图画说明
《古代雅典制造的陶瓶》
雅典的陶器制造业非常发达，本图中展示的是一尊公元前6世纪制造的陶瓶，陶瓶是古希腊人取水用的日用器皿，陶瓶上画有精美的图画，这些图画是今天的人们了解研究古希腊人生活的重要资料。本尊陶瓶上的图画展示的是一组竞走比赛的画面，画面上富有青春活力的竞走者正在全速前进。
《橄榄油出口》
橄榄以及橄榄榨出的油是雅典重要的出口商品，本图也是一幅古希腊留下的绘画作品，图中所示的几个希腊商人正在检验装罐出口的橄榄油，右下是橄榄枝。
《雅典的市场》
这是一幅19世纪的画作，它描绘的是雅典阿戈拉市场的原貌。阿戈拉曾经是雅典真正的核心，是雅典城民事活动的中心，也是商业的枢纽。
《现代仿制的雅典战船》
这是一艘现代根据比雷埃夫斯港考古遗存仿制的古代希腊战船，名为“奥林匹亚”号，它正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破浪前进。
《比雷埃夫斯港》
比雷埃夫斯港位于雅典城的西南方大约8公里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雅典的重要港口，大量雅典的商品从这里运往地中海各地。公元前6～前5世纪，大约克里斯蒂尼和伯利克里时代，希腊人修筑了连接比雷埃夫斯港口和雅典城区的“长城”，这条“长城”其实是一条长的夹壁。
5.参考书目
（1）著作及部分著作简介
《雅典城邦制度》，顾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古希腊史》，塞尔格耶夫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古代城邦史研究》，日知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施冶生、廖学盛主编，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著，三联书店1957年版。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学术大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雅典政制》一书大约在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325年之间。此时正处希腊奴隶制古典城邦危机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希望通过总结雅典城邦制度的兴衰来寻拯时救世之策。该著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公元前403年以前的雅典政治制度史，其中对梭伦改革的背景、措施与意义作了较详细的分析。第二部分叙述了雅典“当前的宪法”，涉及到了公民的权利、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等。该著为后人研究雅典的历史提供了诸多原始资料，包括梭伦的政治诗篇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五章，
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在这两章中，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梭伦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特别阐述了这一改革对彻底瓦解雅典的氏族血缘关系、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2）论文
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郭小凌：梭伦改革辨析，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
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罗通秀：雅典的民主政治，载《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
陈唯声：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载《北方论丛》1981年第3期。
李长林：古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载《外国史知识》1982年第11期。
王也扬：古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兴衰和实质，载《外国史知识》1984年第2期。
刘学伟：古代希腊城邦民主政治成因试析，载《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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