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开始，日本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就相继抛出了一系列的以甲午战争为对象的国际法著作。百多年来，这一“研究”热度不减。其共同特点是，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用国际法的术语作概念游戏，歪曲和伪造历史，为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寻找法理上的依据。对此，我国学术界长期无人做出回应，给以必要的批判和澄清。令人高兴的是，最近，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出版了他的专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弥补了这一缺憾。该著不仅是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新开拓，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创新之作，值得向读者推荐。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甲午战争史，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创新，首先需要对十九世纪国际法的状况及对中日两国的影响作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可资借鉴的成果并不多见，有相当的难度。显然，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准备。从该著中可以看到，作者对19世纪的国际法学史作了相当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国际法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日本的国际法学观、日本和西方学者从国际法角度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状况，已烂熟胸中。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当时通行的国际法著作阐释的法理为依据，对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评判。作者这种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的精神，是特别值得称道的。《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一书首先追述了日本海外扩张思想的历史渊源；继而揭露日本违背国际公法逐步实施“征韩”计划，逼迫朝鲜开国，强取在朝鲜的驻兵权，策动颠覆朝鲜政府的甲申政变，逼订《汉城条约》；进而历数日本为侵华做准备及直接侵华的种种活动，如修约、换约的阴谋，侵略台湾，吞并琉球，直至挑起甲午侵华战争。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华阴谋及活动，作者无不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严肃的审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铁的事实和公认的法理批驳了日本某些人的无耻谰言。文中对日军侵台及中日《北京专条》的危害，对中日琉球交涉是未结之案，对《天津条约》谈判中李鸿章的无知和日本的狡诈，都有很深入的分析。还以日本扩军备战的大量事实批驳了近年以来在日本盛行起来的甲午战争“偶发说”。作者通过对日本采取走向开战的断然措施、在朝鲜“擒王幼政”、高升号事件的叙述以及对甲午战争时间的周密考证，论定发动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专著对日本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及无限制地索取赔款进行了揭露，对长期争议迄无定论的旅顺屠杀事件的人数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考证，指出这是日本第二军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暴行。本书最后一章，从国际法的角度讨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从原始发现、无主地先占等原则上以及5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条约文件论定钓鱼岛属于中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带来了学术观点的创新。该著新见迭出，在不少问题上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如对于“陆奥外交”，日本国内包括信夫清三郎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一直评价很高，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外交艺术”，“和平主义的外交”。作者通过研究指出，它完全是预谋战争的侵略外交和强权外交，其特点是依靠一个西方大国，侵略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中，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陆奥外交”似隐似现的影子。又如，作者针对流行的传统宗藩观念不符合国际法的说法，指出当时的国际公法并未否认藩属关系，从而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此问题的一种误解。作者对殖民体系与封贡体系孰者为优的分析，对国际法产生背景及作用的分析，对西方列强利用国际法推行强权政治的揭露，都是极为精彩的。另外，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进行研究，至今所见国内论文仍如凤毛麟角；系统的专著，则尚未之见。近代中外关系的研究需要深化，需要开拓新的领域，转换新的视角。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审视，是一项重要的选择，是十分必要的，应该组织力量开展起来。在这方面，《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开了一个好头，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对于我们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