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遇到综合文科编辑室的富兵，她让我为《赵恒烈历史教育选集》写个序言，我有点为难，马上要出去，手头还有不少事，但还是立即答应了，因为我不能不写，也很愿意写。从个人关系看，我和赵恒烈先生相交25年，同事、共事多年，对他的学问、人品十分佩服、敬重。他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是促我奋发的兄长、老师。从历史教育界看，赵恒烈先生是现代历史教育学界的泰斗。1999年去世前，在历史教育领域，他钻研最深、成果最多、份量最重。至今，他的这些具有时代精神、理论水平高，又能指导教学实践的学术著作，仍然是历史教育界从事研究和教学实践的重要参考书。因此，我们在他去世后，就想将他的学术精华出一个集子，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他的学生富兵的积极工作，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赵恒烈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朋友，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作为北京市的年轻历史名教师。就时常出席人教社历史室征求教材意见的座谈会。人教社的原副总编辑苏寿桐先生早就与他相识。我比苏先生晚辈，和赵恒烈先生开始相交是在“文革”之中。我大学毕业后，就分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文革”中，干校重新分配工作，经原历史室主任邱汉生先生等人的推荐，我来到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的历史组，组长就是赵恒烈。他分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分头编写的初中中国近代史教材初稿的后半部分，让我来帮他统稿，文字上也加加工。“文革”前，我编书的时间短，又只编写过小学历史课本，接受这个任务，有些心虚，但初来又不好推辞。只好说试试看。我心想这可能是对我的一次考试。我加班加点很认真地修改了一遍，从科学性的错误到文字，都作了修改。我还不放心，又去请教人教社历史室文字最好的邱先生和姚涌彬先生。当我将完成的任务交给赵恒烈先生后，他看了十分满意。我如实告诉他我还请了邱、姚二位帮忙。他称赞人教社专家多，编辑的功底强，要我以后多向他们请教。在编辑业务上，赵恒烈先生学识深厚，思路敏捷，文字又很漂亮。作为领导，他注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待人平等，没有架子，组内的同事常以他的书生气开玩笑，他从不生气。大家都亲切的称他老赵。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小平同志抓教材建设，教育部以人教社原来的人马为主，调集各地专家学者，集中编写中小学教材。我原是人教社的，自然被借调去。赵恒烈先生“文革”前就在北京市参加编写教材，现在又是北京市教材组的主力，也被借调去，我们又聚在一起。那是个令人兴奋的年月，“臭老九”们从长期的压抑下解放出来，都想千一番事业。新组成的历史组集中了16位来自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人教社原来的编辑，苏寿桐先生任组长。我记得分工时，大家都不愿碰中国现代史，大约是“文革的风暴”刚刚结束，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的缘故。老赵和来自辽宁大学从事现代史教学的李玉满老师，主动承担编写中国现代史一册。他编写了这本书的大部分，还包括全书的统稿工作，将“四人帮”颠倒了的中国现代史，又翻转过来，对这套教材的贡献是很大的。在教材基本完成后，他鼓励我写文章，还对我的文章初稿，提出修改意见。

　　这是我编写教材以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到读者的好评。与他的帮助不无关系。

　　一年多的时间，历史组编写出一套完全不同于“文革”时期的历史教材，大家相处得很好，早晚一起遍游香山风光，谈古论今，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分手时，我写了一首五言律诗，题为《送友人》，诗前有一句话：“为编新教材，送友伦同志兼与玉满、恒烈、文彦、纪瑜诸同志告别”。

踏遍香山径，飘然几书生。晚来言功罪，雨后辩纵横。
相送无杯酒，临行有诗情。他年重游日，遥忆渡清风^①。

　　老赵也写了一首送给我，诗前还有几句话：“临别赠诗，感慨系之。余不通音韵，做打油诗一首奉和。”下面的日期是1978年10月5日。

香山不高鬼见愁，静翠啦浅禁人游。
神州何处无名山，逍遥四方胜海鸥。

　　赵恒烈先生对香山这次与人教杜历史室同志合作编写教材，印象特别深刻，在后来的文章里，提及此事，他写道：”我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许多朋友曾数度合作，共同编写过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在红叶脚下的香山饭店为编辑全国通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有一年多时间，大家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那种切磋琢磨、孜孜不倦的情状，至今记忆犹新。”

　　80年代后期，国家教委为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编写新的各科教学大纲。初中历史科的教学大纲，请人教社历史室的编辑和各地的大中学历史教师和专家共同起草，赵恒烈先生也作为专家在被请之列。他负责大纲的中国近现代史部分的起草。这个大纲同以往的大纲相比，改革幅度很大，特别是强调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赵恒烈先生在这方面既积极提倡，又提出具体建议。新大纲第一次在目的要求中列入了能力培养要求，也第一次分年级列出了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的具体要求。在中国近现代史部分，这个大纲改革的步子尤其大，主要表现在：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减少政治内容，而增加了经济和文化内容。这些改革，同老赵的努力分不开，他是主要贡献人之一。

　　依据义务教育历史教学大纲，人教社编写新的初中历史教材。为编好这套教材，社领导提出以社内编辑力量为主，约请社外专家、教师参加共同编写。那时候，我主管这套书的编写工作，凭着我的了解，自然约请赵恒烈先生，请他参加编写第三册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即鸦片战争。但要我当时很不过意，因为只是请他参加编写，又没有别的名义。他却毫不在乎，并谦虚地说：“你们是主力嘛!我只是帮帮腔，还不一定合拍。”尽管他的工作和教学任务很忙，还是按时写了课文。他写的不多，但很有新意。如，写鸦片的输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他就用了一段小字，生动地说明吸食鸦片给人带来的危害，还引了劝人不要吸食鸦片的一首歌谣。学生读了这段课文，会对鸦片的危害有具体而深刻的感性认识。以后历史室编写的教材，大都引用了这些生动材料，源于他的功劳。交稿时，老赵还表示，你们怎么改，我也没有意见。后来，为了统一体例，对他的稿子的确改了一些，他恰如交稿时所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人教社历史室的一些同志和赵恒烈先生接触较多的场合，还有就是在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80年代初，他和人教社的苏寿桐和臧嵘先生等，都是历史教学研究会的元老、发起人之一。第一届年会时，苏寿桐先生任副理事长，他任秘书长，第二、三届年会，苏寿桐先生任理事长，他任副理事长。我任理事长时，他既是学会的顾问，又任学会的学术委员会主任。那时老一辈的学会元老基本退居二线，但我们以为在历史教育研究领域，他的贡献最大，而从身体、年龄上看，也比较合适，所以请他继续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确，他在学术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每次年会主题和论文选题以及论文竞赛选题，大都由他提出，在论文、录像评选会上，他不仅参加评选，而且经常做评选总结，为教师指出今后撰写论文和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广大历史教师和历史教育工作者都十分敬佩赵恒烈先生，把他看作德高望重的专家、长者。但他不以专家自居，仍然平易近人，热心帮助年轻一代，俯首甘为孺子牛。

　　1996年，赵恒烈先生退休了。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召开庆祝他从教四十年的座谈会，会上来自北京各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授和中学的特级、高级教师，以及人教社历史室的同仁，都对他在历史教学领域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我作为人教杜和历史教学研究会的代表，也作为他的挚友，出席了座谈会，并赠联一副：

忆当年，红叶脚下，几书生论古今，志如鸿欲四方。
看今朝，史林道上，数学者著春秋，心似老骥思千里。

　　后来，他在《历史思维能力研究》一书的后记里，引了这副对联，并且说：面对我国的基础教育，实在太需要有“欲四方”“思千里”的众多学者来从事此项工作。赵恒烈先生确实是“心似老骥思千里”，在他最后的这些年月。仍然孜孜不倦，勤奋著述。令我感动至深的是，他的年龄一天天增加。人一天天衰老，而学术研究成果却日新月异，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

　　赵恒烈先生对历史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如上所说，他参加编写过多套大纲、教材。而且是主力。他在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和北京教育学院多年从事教学，他讲的课水平高，内容丰富、生动，受到历史教师的好评，全国各地也都请他击讲课、作报告，他的声音传遍祖国大地，历史教师以能亲耳听到他的讲课为最高的享受。然而，他一生中对历史教育事业最大的贡献，是以毕生精力，开创了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新领域──历史教育学，这对推进中学、大学历史教育研究和教学的改革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著述颇多，除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教育学》外，还有《历史教材教法举要》《历史教学研究》《历史教育与素质教育》《历史思维能力研究》《历史学科的创造教育》，等等，一本接着一本，不断地敲开历史教师的思维，不断地在他们眼前铺开崭新的路。我们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感受到作者敏锐的洞察力、深入调查研究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赵恒烈先生生前在人教社出版的，虽只有《历史思维能力研究》一书，却是历史室除教材外，难得出版的一本好书。他将此书送给人教社出版，是对人教社出版事业的贡献。这本书是研究历史思维能力的，且着重探索创造性思维，在今天大力提倡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时代，再来翻阅这本书，感到他在几年前就能写出这种内容的书，令人钦佩。此书成书的过程也不一般，他先把自己有关思维能力研究的思想写成文字，然后打印成讲义。发给北京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历史高级班和中级班的学员，请学员讨论并在自己的教学中实践，然后由每个学员根据实践写出启发历史思维的实例。一次就有八百多个实例。经过这样两次反复，三易其稿。才终于成书。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有实践的价值，正如他所说，基本上做到了“做和想之间的接轨”。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对历史教师和历史教育工作者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他在诉说写这本书的感受时。有这样几句话：“我虽然写过不少书，但没有一本书引起我写这本书那样地执着和迷恋，几乎感到种巨大的力量在驱使我，逼迫着我，向崎岖的坡途上挺进，犹如常春藤以生命的卷须顽强地向上攀延。我恨不得把一生积累起来的经验、感悟和情愫，统统诉诸笔端。”这种心境促使他以全部心血和智慧，投入到这本书上。研究工作应当有他这种反复实践、反复修改、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才能真正出成果，这成果也才能真正有实用价值。

　　应我的请求，1998年赵恒烈先生为我在人教社出版的《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一书写了序言，对我一生在历史教材编写工作上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鼓励我今后进一步“为史学界、为历史教学界增添异彩”。他还对原定的书名(《历史教材的改革和探索》)提出了意见(他认为“改革”和“探索”是一个意思)，为此，我改为前面这个书名。我本想在这本书出来后，给他送上门去，一并感谢，但却骤然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无比悲痛，看着他用潇洒的字体写成的序言，我只有痛心的感激。悲痛之余写挽联两副，以示痛悼。

惊闻神笔飞天际，有泪无音，
痛忆书生步叶诗，终古难忘。

江南才子，师生时雨，桃李满天下，
学会栋梁，史坛雄笔，文章垂千古。

　　赵恒烈先生过早的逝世，对历史教育界是个巨大损失，人民教育出版社失去了一位多年亲密合作的朋友和高水平的作者，我失去了一位学术上的知己。在人教社成立55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赵恒烈先生和人教社的友谊及其对人教社的贡献，并出版《赵恒烈历史教育选集》，是为历史教育界做的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也是对人教社老朋友的感谢和纪念。诚挚地期盼这本书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

王宏志　
2005年6月25日于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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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香山内十八盘速中有一桥。几书生盛暑来此。清风阵阵，特命名为凉桥，又名清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