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但因其深奥而冷僻，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不够。老一辈史学家侯外庐、白寿彝等先生开其端绪，而吴怀祺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致力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史学思想史这一荒僻的领域内创造出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出版）、《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对中国史学思想史作了深入探索。在《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后记中，吴先生表示要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学家与思想家的史学思想史，从而全面把握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内在特质。多年来，吴先生不仅努力耕耘，而且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专业人才，《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正是吴先生与其弟子们共同合作的结果。由吴怀祺先生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计划出版十卷本，2002年2月由黄山书社先出版了四卷，吴先生自著《宋辽金卷》、周少川先生著《元代卷》、向燕南先生著《明代卷》、王记录先生著《清代卷》。后又推出《秦汉卷》、《近代前卷》、《近代后卷》；还计划出版《总论》、《先秦卷》、《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卷》。从最初出版的四卷来看，虽各自成书，但相互承续，彼此联系。《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了由宋至清朝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与内在特质，创获良多，具有十分明显的特色。

首先，各册虽断代为书，但相互联系紧密，前后贯串一个“通”字，是本书的首要特色。吴先生从宋代入手，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宋朝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兴盛，纸币的使用，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宋朝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市民社会文化景象，正因此，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将宋朝看成是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而程朱理学的出现不仅是儒学思想的突变，而且亦影响了中国学术史和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使之出现了非同以往的特点，中国文化从此出现“内转化”的特征（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东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而这一特点不独影响着宋朝，而且对随后的元、明、清时代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朝史学家与思想家所关注的一些命题，若正统论、经史关系、华夷观等等，成为以后数百年间史学家与思想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程朱理学的兴盛，使得宋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家与思想家都十分关注正统论与《春秋》义理观，不独宋代的欧阳修、程颢、程颐、朱熹所关注，元朝的郝经、许衡，明朝的方孝孺、丘浚等等皆有强烈的关怀，无法回避。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对其内涵有不同的认识而已。明朝后期诸多史学思潮涌起，清初出现了对宋学的反叛，在与宋学的交锋中，汉学兴盛发展。这样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数”看，由宋到清，学术的发展正是由重义理的宋学向重小学、重名物训诂汉学的过渡。作为学术思想史中重要一支的史学思想史也就具有相应的特点，所以《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四卷虽各自相对独立，但完全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学术的内在联系，使之“通”的特点相当明显。中国史学思想史后半段的发展脉络就相当清晰了。

其次，点线结合，典型代表与一般趋势相结合，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又一特色。在选取对象时，立足于对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进行研究，放眼中国史学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从而揭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内在特质。以宋代史学为例，作者将其分为六个流派：欧阳修的庐陵史学、司马光的涑水史学、郑樵史学、考亭史学、吕祖谦开创的浙东史学、马端临史学。这六大流派既是宋代史学的主要流派，也是宋代史学思想史的主要代表。在逐一研究个案时，十分关注它们相互间的学术传承，“欧阳修庐陵史学开其先，然后进入众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考亭史学以后，史学思想进入到和会和总结阶段”（《宋辽金卷》第17页）。这样既突出了重点，又将宋代史学思想发展的大势勾勒出来。元朝史学思想则是抓住一些共同的特色，如民族观、世界性意识、经世思潮等等专题来勾勒有元一朝特色。明朝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以宋濂、王礻韦、丘浚为代表，后期以陈建、薛应?、王世贞、李贽、胡应麟为代表，在具体分析了每位代表性的史学家之思想以后，揭示出明代史学思想的特色，前期保守而僵化，后期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史学上各种思潮涌起，出现了“早期启蒙的史学思潮、经世致用思潮、黜虚征实的史学思潮”，具体分析这些史学家的思想中，对这些思潮的影响给予了分析。清代史学则出现了“一波三折”的变化，一变于顺、康，再变于乾、嘉，三变于嘉、道之际，由此以三编叙述清代史学思想的特色，具体研究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顾祖禹、阎若璩、戴震、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史家的史学思想。贯彻以具体研究史学家与思想家的史学思想的原则，揭示出不同阶段史学思想的特质，典型代表与一般特色加以有机的结合。

最后，史学与时代和社会是分不开的，因此不同的时代史学思想有不同的特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在抓住各朝各代史学思想间联系的同时，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也进行了细致的表述。“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宋代以后，理学与史学的关系，在史学思想上有十分深厚的影响，史学受理学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历史认识论上，把自然与社会运动看成是天理流行、阴阳消长的结果。宋代理学家二程、朱熹、周敦颐、张载、邵雍等等都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而史学家司马光、刘恕、黄震等亦有类似的论述。在理学盛行的时代，理学成为思想家和史学家评判历史的尺度。另一方面在史学编撰上亦有表现，《春秋》笔法，大受推崇。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他的史学理学化的完成过程，理学化的史学成为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宋辽金卷》第290页）。朱熹主张“天理”是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也是评价人物的惟一标准。进入元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元代理学家传人基本上把一代史学家都囊括在内”（《元代卷》第1页）。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大受推崇，肯定其在理学上和史学上的地位。而明朝时期，理学对史学的影响更加细化，前期是元朝史学思想的

继续，但表现更加僵化。后期则是对前期的反叛，又是向清朝朴学的过渡。明代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乃是时代变革的反映，明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资本主义的萌芽等时代特征在史学思想中的表征。作者指出，明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潮出现两种趋势：一是史学与社会、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儒家‘内圣’与‘外王’的影响，构成史学中以‘正君心’、‘正臣心’、‘正民心’为目的的经世史学和以研究具体典章制度沿革及政治措施为重心、考察历史兴衰的经世史学两条不同的史学路线”。揭示了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想的一条重要特征，这可以说是理学对史学深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史学脱胎于理学重新独立的契机。而“黜虚征实的史学思潮标志着向清代朴学过渡的漫长过程，由杨慎首开风气，经郑晓、王鏊、归有光、唐顺之、陈耀先、焦?、胡应麟、陈第、方献夫、方以智等学者不断发扬光大，至清代便由学术中的伏流变成了学术中的主流”（《明代卷》第187页）。这种思潮发展到清代，清初诸儒就批判理学，倡导经学，汉学与宋学分化“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治史风格的形成”（《清代卷》第9页）。这样，每个时代的变异就相当清晰，思想与时代的结合研究，使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就更为深入。

总之，在本书的条分缕析中，宋代以来中国史学家与思想家们对于史学的功用、史书的编纂、历史观、历史评价标准、历史人物的地位、经史关系等等一系列有关史学思想的命题都得到系统的论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出版，不仅丰富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涵，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皆将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简介】孙卫国，男，1966年生，湖南衡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