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文学家韩愈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以收获而论，臧嵘先生当在多产的史学家之列。

臧嵘先生每有大作出版，都送我一部。前几天，他把《史海泛舟谈古》校样复印一份，交给我，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放在前面。我甚感荣幸，欣然应允。

我粗略估计一下，《史海泛舟谈古》大概是臧嵘先生撰写的第十六部著作了。询问他，果然不错。

在历史教育界，臧嵘先生的知名度很高。提起臧嵘先生，大家都对他的才思敏捷，笔健如椽，表示敬佩。敬佩之余，大家常琢磨：臧嵘先生的功夫是怎么练成的？

记得有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臧嵘能有如此成就，恐怕跟这两个条件不无关系。可是能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还得数你们人教社呀！”说话时，他眉宇间带着既羡慕又感慨的神情。

我沉思片刻，说：“您这话确有道理，但绝不全面。”

他睁大眼睛望着我，问：“为什么？”

我放缓语气说：“我们人教社上下有几百号人，读书多的，走路远的，不在少数；可像臧先生这样，一部接一部出书的，屈指可数。”

听了我的话，这位朋友无言以对，脸上露出迷茫的神色。

我以为，箇中的奥秘：第一是臧先生爱读书；第二是臧先生会读书；第三是臧先生勤动笔。而这三者全建立在臧先生热爱历史专业，热爱历史教育，具有崇高的敬业精神上。

《史海泛舟谈古》里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万尺书屋谈史》，其中讲到：“万尺书屋者，形容主人爱书也……每天在书堆中匍匐，在书架前蹒跚，自觉是一种精神满足，是一种心灵享受。”一个书痴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读书万卷始通神”。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说：“书痴者文必工”。其实，也不尽然。倘若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绝不会生出“两脚书橱”的俗谚。

“书痴者”能否“文必工”，“读书万卷”能否“始通神”，这里面有一个读书方法问题。宋代教育家朱熹在《训学斋规》中提出：“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紧。”“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所谓“心到”，就是通过思考，深刻领悟。

深刻到何等程度呢？

那就是既能读懂书上写着的东西，又能读懂书上没写着的东西。臧嵘先生深谙此道，不信，试举一小例。《史海泛舟谈古》里有一篇题为《北京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慕容儁》的短文。慕容儁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的统治者。东晋永和六年（350），慕容儁乘后赵内乱，军分三路，自龙城（今辽宁朝阳）南伐，攻陷蓟城（今北京），遂以蓟城为前燕国都。东晋永和八年（352），慕容儁在蓟城登基称皇帝，改国号大燕。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皇帝。《晋书》上载有慕容儁的事迹。《晋书》撰写者从正统观念出发，只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历史。但我相信，读过《晋书·载记》的人不少。而臧嵘先生独具慧眼，发现了慕容儁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北京登基称皇帝的人。他读书能“心到”，给旧史料注入新活力，光说这篇短文的题目就很抓人。

“宝剑锋从磨砺出”，这道理谁都会讲，可辛勤磨砺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了。这大概就是知易行难吧！

可臧嵘先生偏偏是一位知而能行的人。他相信健笔的秘诀是多写。从学生时代起，臧先生就勤动笔，如今年近古稀，依然笔耕不辍，乐此不疲。在勤于笔耕上，用老当益壮形容臧先生是再恰当不过的。在这方面，臧先生的壮实，总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汗颜。

《史海泛舟谈古》里有一篇游记，题为《被人忽略的几处扬州胜景》，其中写到的东关古渡、普哈丁墓园、琼花观、高旻寺，这几处胜景古迹都是我陪同臧先生游览的。我作为一位穆斯林，对先贤普哈丁十分敬仰。我曾产生地过写一篇东西的念头，但回到北京，迟迟没有动笔，一拖再拖，拖得兴致全无，现在想写也写不出来了。

在同臧先生交往中，我深深体会到，崇高的敬业精神是构建成就大厦的基石。臧先生热爱历史专业、热爱历史教育。他辛苦地追寻着史学新动态，不失时机地把它们吸纳到人教版的教科书中；他耐心解答全国各地历史教师们提出的疑问，赢得了许多历史教师的尊重。这些读者都可以从《史海泛舟谈古》的文章里有所了解。我还想讲一件使我至今难忘的事，那就是当臧先生听说《荆轲刺秦王》的编导们把秦始皇塑造成“平民皇帝”的时候，他简直要气炸了肺。他瞪着眼睛，竖起眉毛，两手比划着，说：“秦始皇不像秦始皇，荆轲不像荆轲，这还叫历史剧吗？”平时臧先生是非常随和的人，从来不愿与别人争辩。这一次，为了捍卫历史，捍卫历史剧，他“骨骾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于是便写出《秦始皇“平民皇帝”质疑》的文章。

《史海泛舟谈古》即将出版，我对臧先生表示祝贺。我写了上面几句话，放在书前面，按文体说，应该称为序。序，一般应当叙述著作的缘由；而著作的缘由，臧先生在自序中已交待得清清楚楚，何须我饶舌。我写的这几句话，如果能对读者起到一些了解作者的作用，我就知足了。

2003年4月12日

于松竹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