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庆贺创刊100周年之际，贾晓慧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公报＞新论》恰在此时出版，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巧合。

《大公报》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私营报纸，曾获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府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首创者为具有维新思想的英敛之，继由三郅隆接办，1926年9月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合作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自出版起，即负敢言之名，指摘权贵，讥评地方时弊。1926年确定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力图办成“文人论政”的报纸。我读《大公报》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安读中学时开始的，很喜欢该报的社评、社论，觉得简短有力，读来满有趣味。不管观点正确与否，在当时都很有影响。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报刊是历史学者研究当时社会的依据。我常要求我的学生们翻看《大公报》，或求知识，或找资料，当会获益匪浅。贾晓慧就是其中的一位。

贾晓慧教授在天津大学执教多年，她在翻阅《大公报》的时候，发现那一篇篇切中时弊的热辣社评，呼唤改革、建设的激扬文字，无不洋溢出报人及作者身上传承性的士大夫式的社会责任感和经西方思想洗礼后的民主、革新精神。她觉得对《大公报》的历史评价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党派决定论”的“小骂大帮忙”，而且学术界对在中国这段历史中是否有“文人论政”的机会，能否成为“文人论政”的报纸，一直争议不断。应该如何认识，她赞同陈寅恪先生的“境界”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带着这些问题，她明确了研究对象，开始搜集、整理资料。一头扎进故纸堆，逐字逐页逐行翻阅了1931－1938年《大公报》，积累了丰富的珍贵资料。这种研究方法，使她的论文内容翔实，论证充分，提出了许多新意，令人耳目一新。

《＜大公报＞新论》与以往的研究相比，特色在于不是从政治态度方面探讨，也不是放在为某个党派服务的狭隘的观念中，而是放在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主题中去研究，不囿旧说，探讨《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具有较大的开拓和创新意义。

作者选择的时间是《大公报》在天津的这一时期，即1931年9月18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制造冲突，肢解中国，华北处于危机之中。南京政府则集中兵力来消灭红军，内忧外患，国无宁日。在民族危机面前，《大公报》一再喊出抗日的正义呼声，把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提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还提出了开发西部的主张。现代化应以经济的发展为主体，作者以历史的眼光，描绘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在研究中，作者严格地从历史实际出发，从第一手资料着手，将30年代《大公报》的现代化主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紧密结合起来。寻求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该报的现代化主张、舆论特色着重以笔墨。

关于《大公报》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人们常常提到的问题，作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她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小骂大帮忙”来论断。《大公报》有自己的独立性，对国民党有支持，也有批评，代表了知识界和工商界的愿望与主张，进行了合乎逻辑的阐述。我想，这总是一家之言吧！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遗产之一，《大公报》提供给人们思考、研究的课题是很多很多的，贾晓慧博士只是研究了一个重要的侧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大公报》的研究必然更为广泛和深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做出了好的开端。学问的研究，应该有这种精神，我相信并祝愿本书作者在这个领域中会有更多的精品问世。

学海无涯，应与时俱进。是为序。

2002年元月18日于南开大学北村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