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李隆庚先生《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纪程》书稿的最后一页，已经夜深人静。活动一下略觉酸痛的脖颈，端起放在桌角上的瓷杯，呷一口快晾凉的香茶，一丝困意也没有。身体靠着椅背，扬起头，透过宽大的玻璃窗，遥望着繁星闪烁的大空，跟李隆庚先生相识、相处的往事，一幕接一幕地浮现在脑海里……。

1981年秋天，北京市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在北京市历史教学研究会开第一次理事会的时候，我认识了李隆庚先生。那时候，我是北京市大兴县历史教研员。研究会的理事们大都是北京市城区郊县的教研员，彼此很熟悉。忽然一个陌生人走进会场，格外引人注目。他个儿不高，穿着一身整洁的藏蓝色中山装，戴着一副花框近视镜，镜片后面眼睛炯炯有神，表情十分严肃。我问坐在旁边的昌平县教研员：“这是谁？”他摇摇头，说：“不认识。”会议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抬手指了一下陌生人，介绍说：“这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副主任李隆庚先生，我们特请李先生担任我们学会的理事。”记得在那次会议上，李先生讲了几句话，会间休息的时候，我也跟李先生聊了几句，可李先生讲的什么，我们聊的什么，早已淡忘了，惟独对李先生的印象——精明、干练、严谨，深刻地留在记忆中。

我对李隆庚先生人品学识的真正了解，是从1987年5月开始的。那时候，人民教育出版社借调我到历史室中国古代史组工作。当时，室主任是严志梁先生，主管世界史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臧嵘先生，主管中国古代史组，再一位就是李隆庚先生，主管中国近现代史组。严先生兼任课程教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室里的全面工作由李先生具体抓。三位主任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全都是专家。严先生待人宽厚仁慈，有长者之风；臧先生大笔如椽，才气纵横；李先生胸怀全局，善于运筹。三位主任齐心协力，带动全室，形成一个讲团结，能战斗的集体。当然，这与社级领导像苏寿桐、王宏志等先生的关怀与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但是，李先生事无巨细，悉心料理，那种极端认真负责的工作，为历史室的辉煌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妨列举几个事例，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见到的。

1987年9月的一天，我在家里赶稿子。忽然，门铃响了。我一开门，吃了一惊，李隆庚和李伟科出现在面前。我忙把他们请进屋，没等我说话，李先生就说：“今天我们到大兴县教育局商议调你到人教社工作，听教育局的人说，你家就在马路对面，顺便来看看你。”当时，我听了很激动，忙着沏茶。李先生拦住我说：“我们来就是看一下你，这里离城太远，我们得赶回去。”他回头看了一眼李伟科，接着说：“来这一回，我们可真体会到你每天上班的辛苦。”这话让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随后，我们又聊了几句话，他们就告辞了，我拦也拦不住。我爱人下班回来听说这件事，直埋怨我：“人家李先生他们大老远的来替你跑调动，你怎么也不留人家吃顿饭。”我说他们非要走不可，拦不住。我爱人感叹地说：“你老说人教社作风好，现在我也算有点体会了。”

1989年由于工作需要，领导把我由中国古代史组调到中国近现代史组。李隆庚先生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大概是我跟李先生性格反差太大，当时我总感觉这位上司很严厉，怕不好处，可接触时间一长，我那种错觉就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李先生对前来给教材提意见的师生，接待很热情，态度很诚恳。我观察过，每逢遇到这种事，李先生无论多忙，总是立即撂下手里的活儿，热情接待来客，认真听取人家的意见。那诚恳劲儿，时常让客人感动不已。李先生对外人这样，对自己的部下呢？记得有一次，他拿出一份中国近代文化史提纲，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眼看出上面有李先生的笔迹，就说：“您是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您审过的提纲还用征求我的意见。”李先生说：“你现在搞近代史，熟一些，看看有什么疏漏，外单位要跟咱们室合作编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供高中学生使用。提纲质量很重要，你还是费心看看。”经过这些事，我认识到，李先生外表很严肃，内心很谦和。

有一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去办公室找书，结果忘带办公室的钥匙，就到李先生家去借钥匙。偏巧，我碰到室里一位年轻的同志正在李先生家吃饭。后来，这位年轻同志告诉我，国庆节放假他没回外地老家，社里食堂停伙，李先生非叫他到家里去吃饭不可。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李先生关心同志无微不至。

李先生退休以后，仍然关心着历史室。有一次，他似乎是特意来室里，悄悄地问我：“你们秋季照印的课本发出去没有，可千万别忘了，学生开学拿不到书是大事。”我一查，秋季教材确实还没发。这件事使我感到，李先生在岗时，我们吃凉不管酸，背靠大树好乘凉，现在担子压在我们肩上，要接好班，必须继承老先生们那种极端认真的敬业精神。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李先生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他是真心实意地扶持我们，送我们一程，愿我们走好。人们常说“于细微处是精神”，李先生的敬业精神总是体现在他处理的每一件事情中。作为主持室内工作的领导，他的表率作用自然把全室凝聚成一个整体。

严肃认真、谨慎细致，可以说是历史教学界同仁对李隆庚先生的共识。记得赵恒烈先生的力作《历史思维能力研究》出版后，我送样书去赵恒烈先生家，正好有几位历史教学界的老先生在坐。大家聊起大，有人问我：“小马，你对你们室里搞中国史的两位主任怎么评价。”我没加思索，脱口而出；“李广与程不识皆汉之名将。”又问：“谁为李广，谁为程不识？”我说：“臧嵘先生当然为李广，李隆庚先生当然为程不识。”大家都说我“三句话不离本行”，比喻很贴切。赵先生沉思一下，说：“程不识为人廉洁，谨于文法，喻隆庚十分贴切。李广为人厚道，才气出众，喻臧嵘九分合适，所差一分，李广数奇，臧嵘有福。”此话一出，大家拍手大笑，皆称“妙！”

室里的老同志先后出版了他们自己有关教材编写的论文集，惟独李先生迟迟不肯出。不少同志劝李先生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李先生总是谦虚地说他那些文章没有多大分量。后来，我跟李先生说：“在人教社历史教材改革的历程中，您是具体负责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编写工作的。您应当把您编写教材的经验传给我们。您也应当把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的足迹保留下来，给研究历史教材发展史的同志留下宝贵的材料。几位老先生都完成了任务，缺少您的那部分，材料是不完整的，会给研究者带来麻烦。”我摸透了李先生的脾气，他总怕给别人带来麻烦，这么一说，竟然说动了李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李先生终于把整理好的文稿交给我，并嘱咐我为他的这部文集起个名字。

我作为《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纪程》书稿的第一读者，在看稿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前人总结的“文如其人”的经验真是太精辟了。在李先生的这部论文集中，既有短小精悍的历史小品，又有洋洋大观的历史论文。像《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建屏县西柏坡召开》的历史小品，只有几百字，却纠正了原教科书依据196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文题注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说法。这反映了李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像《对20世纪历史课程标准演变的考察》的历史论文，洋洋万言，它不仅勾画出了20世纪我国历史课程标准演变的轮廓，还统计出历史学科课时变化的数据和知识点方面变化的数据。这样的文章，为历史课程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跟李先生说，依据您这篇论文，可以演绎出几篇论文。李先生高兴地说：“那你就抽空快写呀。”李先生甘为人梯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李隆庚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师长，能够担当他这本论文集的责任编辑，我甚感荣幸。《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纪程》书稿即将付梓，我在此向李隆庚先生表示祝贺。

2002年4月24日写于松竹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