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一算，我跟臧嵘先生相识快二十年了。

记得初次见面，是在河南郑州《中学生学习报》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我们都是应邀参加会议的嘉宾，时间大约在1982年夏秋之际。那时候，臧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我是北京市大兴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当时臧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有学问，没架子，好合作”。

在历史教学界，提起臧先生，人们交口称赞他“乐于助人”。这一点，我也有亲身体会。1985年，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年会在北京香山召开。那次会议，邀请了以斋藤秋男为团长的日本历史教育工作者参加，是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北京市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图示教学法初探》的论文。会上，我的论文被挑选出来用作国际交流。会后，我从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赵恒烈先生那里得知，这是臧嵘和周发增两位先生对我的赏识和奖掖。当时，他们两位先生都是历史教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臧先生还兼副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负责审阅论文。过了几个月，我那论文的后半部分，以《历史课图示教学法实验》为题，刊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这自然又是臧先生的赏识和奖掖。这些事情，臧先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可却时常萦绕在我心头。

1987年，由赵恒烈先生推荐，经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宏志和历史室副主任李隆庚两位先生不辞辛苦地奔走，使我有幸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工作。一进历史室，我就被分配到中国古代史组。那时候，臧先生是历史室副主任，主管中国古代史组工作，成为我的顶头上司。从此，在工作中我们朝夕相处，使我对臧先生有了进一步了解。

臧先生博学多识，才思敏捷。他写作时，多爱端坐在桌前，手里捏着一只粗杆黑钢笔，先凝思片刻，而后伏案疾书，时常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臧先生善于把学术研究与教材编写结合起来，所以在编写教材之余，著述颇丰，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历史教材纵横谈》、《编外史谈》、《中国神话传说故事》（英法文版）、《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隋唐五代史论》、《中华历史名人·李清照》、《中华历史名人·文天祥》、《谁领风骚》、《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天津人不能不知道·近现代篇》、《历史的启示·生活篇》、《艺人与歌伎》等十几本。

臧先生待人厚道，颇有长者之风。在室里，他是领导，又年长，可他从来没有训斥过属下。他是靠表率带动属下一道工作的。例如在编写教材的时候，他总是勇挑重担，把别人不愿意写的、较难的章节留给自己，而且经常是由他率先拿出样章，为大家引路。试想，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谁能懈怠呢？

跟臧先生相处一久，我们彼此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和对方有许多共同的爱好，像逛大庙、访古迹、买旧书、品香茗、尝各地名小吃、写历史小品文等等。我们曾一起登望江楼，觅校书卷，一路上，聆听臧先生述说歌伎薛涛与才子元稹的恋爱悲剧，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身边的长者是非常注重感情的人。我们还一起游鸡鸣寺，寻胭脂井，在乱草丛中，挥着汗水，议论陈后主的荒淫无道。特别是提到陈后主给专务贡谀的佞臣加官进禄，将犯颜直谏的诤臣诛杀殆尽的时候，臧先生那怒不可遏的神态和激烈抨击的言词，令我至今难忘。共同的爱好更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1999年夏天，我跟臧先生相继搬进单位新盖的一座宿舍楼里，交往更加便利了。我们经常聚到一起，沏上一壶香茶，一边涰饮，一边聊天。我们畅谈人生、倾诉理想、说文论史、述古道今，每于会心处，则相视而笑，真可谓其乐无穷。

在聊天中，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都赞叹道家哲学“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的精深，更推崇儒家学说“至中和”的智慧。我们认为，从中国历史上看，开创盛世的明君贤相，全都善于采用儒道两家思想的精华。今天，党中央提出“以德治国”是非常英明的。

东汉光武帝刘秀尊崇儒学，笃信“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理论，以“柔道”治天下，创立“中兴”大业，赢得后人“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的赞誉。东汉光武帝这位历史人物自然会引起臧先生的注意。在臧先生研究历史的课题中，他对东汉光武帝刘秀用力最勤，研究最精。因此，议论东汉光武帝刘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多次聊天的话题。

我们最初一次聊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在1988年春节期间，我去臧先生家拜年，见他桌了上摆满有关光武帝刘秀的材料，由此引出话题。那一次，我们聊的时间不太长，可我的一些看法却得到了臧先生的赞赏。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说史家盛称的“光武中兴”，绝不能理解为“汉室中兴”，东汉完全是一个新的王朝。当时，臧先生非常高兴，说：“咱们俩的观点一样！”

从那以后，我们多次聊光武帝刘秀，对刘秀杰出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对百姓、对贵戚、对士子、对亲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等问题的看法，大都相同或相近。我想，臧先生推荐我当他这部大作《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的责任编辑，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凝结着臧先生近二十年的心血。我庆幸自己能够成为这部书的第一位读者。阅读以后，我觉得这是一部研究光武帝刘秀的力作，写得很有特色。其特色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全、细、新。

首先说“全”。这部书从刘秀青少年时代写起，依次叙述他南阳起兵，反对新莽；鄗城称帝，建立东汉；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柔道治国，允冠百王的过程，把光武帝刘秀一生完成的两件大事——“中兴”和“治国”，写得清清楚楚。其间，既有对刘秀文治武功的肯定，又有对刘秀因偏好图谶而错待反对者桓谭的批评，说：“这是光武帝一生中一大失误。”书中还写了光武帝刘秀的性格、气质、风范、文采，以及身后荣哀。这就使读者能对光武帝刘秀有全方面的了解。

其次说“细”。这部书对很多问题的论述非常详细。譬如，对河北铜马诸军的细致考证，这几乎把每一支的来龙去脉都交待得一清二楚。像这样细致地分析铜马诸军的文章或专著是尚未有过的。细致的论述，必须建立在博览群书、独具慧眼、兼采众长、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它反映了作者具有好学不倦的精神。臧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为撰写光武君臣关系，仅古今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婚姻史和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的专著，就阅读过许多部。

最后说“新”。学术著作贵在创新。这部书对很多历史事件的论述不乏新颖的观点。比如“度田事件”，这是东汉政府与不法豪强之间的一次大较量。东汉政府想通过重新丈量土地、核实户口，向豪强地主争夺户口和赋役。因此，引起豪强地主的普遍不满，甚至发生了武装暴乱。历来论著多以为“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最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而臧先生认为，在“度田事件”中，光武帝刘秀“是彻底的胜利者”。他列举出三个理由：第一，光武帝刘秀严厉地镇压了那些“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贪官污吏，狠狠打击了不法豪强的政治庇护者。第二，将因反对度田而进行暴乱的不法豪强的头头迁徙他郡，取得“强干弱枝”、“不诛而害除”的利益。第三，从史书记载看，妥善处理“度田事件”后，“自是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臧先生的立论是令人信服的。书中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以上是我对臧先生这部书的一个总印象，它是否允当，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学术界十年一代人，臧先生年长我近一轮。所以，尽管臧先生多次对我说：“咱俩是莫逆之交。”可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令我敬重的师长。我愿意并能够为臧先生这部力作效力，一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再则算是对多年来培养、帮助我的师长的一点回报。

2001年11月26日写于松竹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