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潮流是什么？当然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充实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使资本主义成为了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1861年沙皇俄国进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制度，1868年日本倒幕运动取得胜利，随之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1871年德意志、意大利分别完成统一，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各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已经开始，这就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潮流更加势不可挡。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经过了多次尝试和斗争，却始终没有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下面我们就对基本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沙俄、日本、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对照，来探求“中国为什么没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跟上世界潮流，以及在当时的中国，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

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革命，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革命，1826年至1861年，俄国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暴动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政府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政府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政府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政府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俄国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俄国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暴动，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暴动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政策；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政府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俄国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政府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革命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有革命的领导者，有详尽的革命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政府，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政府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政府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政府、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