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歹徒”与“叛徒”

课本称陈玉成被“歹徒出卖”，有读者提出：“既然是能够出卖陈玉成的人，岂能仅仅斥之为‘歹徒’，何不称之为‘叛徒’，这样既能反映历史事实，又能前后对应，增强文章结构的严谨性。”

看来，在这位读者心里，“歹徒”不如“叛徒”分量重，其实不然。“歹徒”与“叛徒”一字之差，性质全由“歹”与“叛”来决定。《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239页对“歹”的解释是“坏”的意思，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举例有“歹人”、“歹徒”和“为非作歹”。对“歹徒”的解释是“坏人”。同书第950页对“叛”的解释是“背叛”的意思。举例有“叛徒”、“叛逆”等。对“叛徒”的解释是“有背叛行为的人”。“叛逆”是“叛徒”的同义词。在“歹徒”和“叛徒”都指坏人的情况下，分量是等同的。如果叫起真来，“歹”和“歹徒”，百分之百用于贬意，不能用于褒意，而“叛徒”、“叛逆”和“背叛”却有用于褒意的时候。比如，说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叛逆”或“叛徒”，这是可以的。再如有个政治笑话，说当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曾经对周恩来总理讲──“咱们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总理；还有一个不同点，我出身于工人家庭，你出身于封建家庭。”周恩来总理回答──“咱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点，都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这里的“背叛”，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贬意，而对于周恩来总理来说是褒意。我认为，那种觉得“歹徒”不如“叛徒”分量重的想法，是由不适当的思维定势造成的。

将出卖陈玉成的人称为“歹徒”好呢，还是称为“叛徒”好呢？这应当看用哪个词更能反映历史事实。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接受审查委员的意思，由“叛徒”改为“歹徒”的。

出卖陈玉成的人，叫苗沛霖。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北乡苗家寨人。他以办团练对抗捻军起家，到咸丰七年（1857），苗练已经“连圩数十，拥众数千，沛霖之名震两淮。”1858年，苗沛霖随袁甲三进攻捻军，先后杀害葛苍龙、任乾、李大喜等捻军首领。清廷封苗沛霖为川北道道员，命他督办安徽全省团练事务。他提出：让安徽巡抚翁同书南下合肥攻打太平军，让清军将领袁甲三和傅振邦北上去攻打英法联军，而淮河流域的政权和税收权交给他，由他负责对付捻军。这实际上是要把清政府的势力赶出淮河流域，以便他建立独立王国。于是，安徽官僚地主与苗沛霖结下仇恨。1860年12月，苗沛霖在颖上抢劫官银，扣留袁甲三大营船只。翁同书、袁甲三飞章上奏苗沛霖“叛变”，双方斗争已经白热化。1861年3月，苗沛霖率团练数万人，开始反清。为了避免孤立，苗沛霖派人与太平天国联络，请求封号。太平天国很重视苗练在淮北对清军的牵制力量，赐封苗沛霖为“奏王”，并送给大量财物，以坚定他的抗清决心。但苗沛霖却说：“粤逆乘间，遂以币帛伪冠，封王赠女，百端奉承”。10月，苗沛霖攻下寿州，俘虏安徽巡抚翁同书。苗沛霖逼迫翁同书上奏朝廷，替苗沛霖表明心迹，说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1862年3月，清朝兵部传郎胜保重回淮北，苗沛霖立刻投到胜保门下，配合清军夹击捻军。5月间，苗沛霖出卖了假道寿州的英王陈玉成，把英王陈玉成缚献给胜保。综观苗沛霖的所做所为，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地歹徒、坏人。他的反清，不同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反清，说他是“叛徒”，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苗沛霖从未真正革命过，他没有当叛徒的资格。著名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在他著的《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六中说：“时练匪苗沛霖据安徽寿州，以办团练称霸一方，初受清朝官职，后与当地官僚地主互斗起衅，这时候，新受太平天国封为奏王，却暗中与清朝钦差大臣胜保密谋，要用计谋捉陈玉成。”这里，罗尔纲先生也没有称苗沛霖为“叛徒”。我想，称苗沛霖为“歹徒”，并不影响课文“结构的严谨性”。

二、“登基”与“登极”

课本第94页说：“袁世凯身着大元帅礼服，乘八人抬的彩轿进殿，登上宝座宣誓就职，俨然是皇帝登极的排场。”有读者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登基”即帝王即位。“登极”同“登基”。于是，他认为“教科书所用之词岂不拐了一弯，既生僻又使得学生去费时去查，此乃多此一举也。”

然而，我们却不这么认为。“登极”与“登基”，都是指皇帝即位，恐怕不好说“登基”是正称，“登极”就“拐了一弯”。这就如“晚饭”与“晚餐”，大家都用，你能说用“晚餐”就“拐了一弯”吗？就是“多此一举”吗？“登基”与“登极”，过去都常用。你可能早就知道“登基”的意思，而不知道“登极”是“登基”的同义词，就认为课本用“登极”是“拐了一弯”。可有人也可能早就知道“登极”的意思，而不知道“登基”是“登极”的同义词，他还会认为课本用“登基”是“拐了一弯”呢！学习本来就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用点时间，翻一下词典，解决一个问题，这本身就提高了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增长了知识，有什么不好呢？至于说“出力不讨好”，更站不住脚。词汇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学会用两个词汇表达同一件事，总比只会用一个词汇表达这件事好。另外，读者也不能要求作者非要用某个固定的词汇去表达某件事不可。比如说，我们讲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难道我们就不能讲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吗？这种苛刻的要求跟我们要努力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教育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三、“忘八蛋”与“王八蛋”

有读者说：课本130页叙述林祥谦壮烈牺牲的一段小字中，“林君切齿怒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忘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在这里林君怒骂军阀走狗，实为骂人之话，因此所骂‘忘八蛋’应为‘王八蛋’。”类似意见也有教师提出过。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课本交待得很清楚，“当时汉口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林样谦被害的经过”，课本摘引的就是当时报纸报道的原文。当时报纸报道的原文用的就是“忘八蛋”，请问，我们怎么能给人家篡改成“王八蛋”呢？

其次，虽说“忘八蛋”与“王八蛋”都是骂人的话，可“忘八蛋”本于“忘八”，“王八蛋”本于“王八”；当初二者或许同出于一个源泉，而后来却演化成两派，各有各的解释，一个文雅，一个粗野，意思相差甚远，已致于相互无法替代。《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记载：五代前蜀主“王建行八，少无赖，以屠牛、盗驴、犯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可能是“忘八”和“王八”的最初来源。金代元好问有诗云：“泗水龙归海县空，朱三王八竟言功。”朱三，指后梁主朱全忠。这是说朱全忠跟那个尽干坏事的排行第八的贼人主建一样。明代郎瑛编撰的《七修类稿》上说：“今骂人日王八，或云忘八，讹言忘孝、梯、忠、信、礼、义、廉、耻也。”这样，“王八”转为“忘八”，已指忘掉八德之人。忘掉八德之人，跟尽干坏事的王建，意思尚有可通之处。元末陶宗仪著的《南村辍耕录》记载：“金方所作诗嘲一故家大姓，有‘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语，俗谓兔望月而孕，撑目兔盖言其妇女不夫而孕也；龟比喻其夫，盖以纵妻行淫者为龟，元时已然矣。”民间俗称龟鳖之属为“王八”。所以，妇人有淫行者，民间称其夫为“王八”。这与“贼王八”的本意相差很远。“忘八”与“王八”都是骂人的话，但“忘八”是文雅的，而“王八”是粗野的，带有人格的鄙视。当年报道林祥谦壮烈牺牲的文章出于爱国的正直的记者之手，他不会用“王八”这种粗野的词汇，而且骂军阀走狗是“忘八蛋”远比骂他们是“王八蛋”要贴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