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新华字典》，你可能马上会想起我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出版名社商务印书馆。不错，正是由于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不断地组织修订和辛勤维护，《新华字典》才历经风雨而常读常新，成为陪伴共和国几代人成长和学习的良师益友，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对《新华字典》的编纂和出版具有开创之功的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本字典的主编、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以及亲自领导本字典的编辑出版、为字典质量最后把关的著名作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叶圣陶先生。

    对于新华辞书社，了解的人可能不多。这个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辞书编纂机构，真正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它于195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社长魏建功先生；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局长由时任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担任。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社长叶圣陶先生；新华辞书社转隶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转隶教育部；新华辞书社改称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1954年11月21日，又转隶文化部出版局，仍称新华辞书社。1956年7月1日，新华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②]

    新华辞书社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编写《新华字典》，以“供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使用”。[③]其实《新华字典》的读者还不仅这些，还有农民、工人、军人等。关于成立新华辞书社编写字典的缘起，叶圣陶先生1952年7月16日的日记说得比较详细。当时《新华字典》还没有编就，但社会上又急需，“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二十万册。”于是出版管理局从已出版的辞书中挑选出两种请叶老审读鉴定，叶老看后在日记中写道：“然余观此二册，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总之，初学者得之，固以为得所依傍，实则未能解决问题，或仅在解决与不解决之间。市上小字典当在百种以上，大家抄来抄去，猜想皆此类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视为商品，未能多为读者着想。我社有鉴于此，故成立辞书社。”

    编一部精品辞书主编起决定性作用。[④]组织班子、拟定体例、审改稿子、质量把关，主编的作用都至关重要。魏建功先生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和《新华字典》的主编，缘于其本人的毛遂自荐，[⑤]更是众望所归。“他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⑥]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样样精通，在语言学界极负声望；他也很具领导才能，1928年27岁时就已与钱玄同、黎锦熙等语言学大师一起被推举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45—1948年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创办《国语日报》并兼社长，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⑦]始终以提高民族文化水平、振兴中华为己任。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与他的师友就有志于编纂一部新型字典，[⑧]但因故未能实现。1948年底至1949年，他又约请语言学家金克木、周祖谟、张克强、吴晓铃一起检讨中外著名辞书，就新型字典的体例和设想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研究。多年后，金克木回忆道：“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⑨]讨论的成果就是魏老1949年4月27日执笔写就的《编辑字典计画》。这个计画提出了新型字典的十大特色：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⑩]它就是《新华字典》编纂体例的蓝本。新中国成立，魏老被任命为新华辞书社社长，主编《新华字典》，他的字典计画有了实现的平台，这令魏老兴奋不已。当时已经年届半百的他，一边仍然坚持在北大授课，一边抽出一半时间赶到社里主持工作，编纂字典。由于时间紧，他还常常将稿子带回家里审改。至于报酬，一分钱也不要，完全是义务性的。[11]所以曹先擢先生说，魏先生是怀着语文革新的崇高理想和为新中国文教事业服务的满腔热情来从事这项工作的。[12]

新华辞书社的成员，主要由社长魏建功物色。[13]1953版的《新华字典》14人班子中，萧家霖、孔凡均、李九魁、张克强、张廼芝、李伯纯、刘庆隆、朱冲涛、王蕴明、游禹承10人均由魏先生延致，杜子劲、赵桂均由人教社调入，李文生由辅仁大学毕业分配来。[14]能进入魏先生法眼的，自非等闲之辈。但编写辞书不比写学术论文，除了须讲究科学、准确外，还须讲究系统、平衡和简明。要真正做到这些，殊为不易。初稿1951年夏完成，叶圣陶先生看后认为“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15]此外还发现存在思想性不够、科学性欠缺等问题。[16]所以连叶老也感叹：“编撰之事确亦至难，每改一次，以为无病，而他日重看，又见疵颣，欲求精审，谈何容易。”[17]于是，征求专家、读者意见，修订；再征求意见，再修订。1953年夏字典终于杀青。魏老如释重负：“总算脱了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至于求其精纯正确，无懈可击，只得俟诸异日。”[18]

    正像刘庆隆先生所说的，《新华字典》从酝酿到成立机构，再到字典审订和出版，各个环节都浸透了叶圣陶先生的心血。“可以说没有叶先生的领导和关怀，也许不会有《新华字典》。”[19]像魏老一样，编写一部新型字典也是叶老的一个理想。早在1947年8月，当时还在主持开明书店的叶老，有感于其书店之《夏氏字典》（夏丏尊、周振甫编）“无多出色，且不便于初学。虽将出版应市，恐未能畅销。”[20]因议别作小字典，并作字典样张数个，商定体例。可惜后来因故未续。新中国成立，叶老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即与署长胡愈之等商议，成立新华辞书社，并举荐魏老出任社长，主编《新华字典》。但虽有魏老主持编纂，叶老对这项工作仍然费了不少心血。在叶老1950—1954年的日记中，有128天记载了关于《新华字典》的编写出版工作，其中有组织人力物力，有商议宗旨体例，有看稿修订意见，有检字表编排，还有编纂进度安排、出版安排，等等。字典的原稿和修订稿，均逐字逐句仔细推敲过，“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21]《辞海》给叶老的头衔是中国作家、出版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实他还是语言学家、辞书学家。可以说，有学问精深的魏老主编，有叶老这样的专家型领导把关，《新华字典》想不成为精品都难。

    《新华字典》是第一部完全用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字典。它巩固了旨在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口语的国语运动和旨在提倡书面上用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白话文运动的成果，并以字典的形式使之得以确立、推广和发扬光大。《新华字典》是我国第一部以词汇规范和运用为旨归的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汇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且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22]在字音上，区分旧时读书音和现代口语音；在字形上，酌收通行的异体字629个，对容易混淆的字用不等号（?）标明，二者均用括号列在正字头之后，以起规范的作用。《新华字典》还是我国语文辞书的一次科学创新。它创制了“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的总体例。将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如“徘徊”）作字头处理，极力纠正了传统辞书将文字和语言割裂开的偏向。凡形声字，声旁同者列在一起，体现汉字的特点，也便于学习。建立复合词中重点字的意义与该单字字头下单列义项的联系：凡能建立相应联系的，如“把握”与“把”，该复合词就列在该单字头相应的义项后，用“[ ]”标示；否则，如“马虎”与“马”，就“不知为不知”地列在该单字头所有义项的末尾，用“《》”标示。用“-子、-儿、-头”、连、叠标明构词法；用引、转、喻理清字词各义项之间的联系；释义中说明使用范围；对某些名物词使用插图（多达536幅！）辅助释义，加深理解。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魏老、叶老以及新华辞书社同仁对汉语言文字特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可以说，《新华字典》是中国辞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字典。

《新华字典》1953年版（音序本）首印500万册，半年多即销行将尽。[23]应方言区读者的要求，1954年下半年又出版部首本。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为贯彻两会精神和这些法规，新华辞书社于1955—1956年又以音序本为基础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1956年7月1日，根据上级的安排，新华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为1957年新1版。[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