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书很厚，但读起来很薄；有的书很薄，但读起来很厚。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发人深思的笑话－－＜语言大典＞短评集》，单论篇幅，不过十万字略多，但喜怒笑骂，皆成文章，在水波不兴的书评界别开一灿烂局面。

如同其副标题所表明的，这部集子的核心话题是近年来一度众所嘱目、沸沸扬扬的《语言大典》。因为其出版者、主编者和少数媒体的联手大炒作，这部厚厚两巨册、重达7.5公斤、据称2700万言的“当代中国辞书之最”，俨然美不胜收、似乎妙不可言。可是，纸包不住火。善良的人们终于被激怒了。正直的学者终于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人们发现，所谓的《大典》，无非是“谬误大全”、“令人愤怒的‘笑话大全’”、“一座令读者晕头转向的迷宫”、“伟大的假货”、“废话加胡话”、“满纸荒唐言”、“胡编之尤”、“鬼话连篇”、“一部集剽窃、谬误、不通于一体的大杂烩”、“吹、捧、抄、赖”等等；“吉尼斯世界记录中如果有‘胡编词典之最’一项的话，那是非《语言大典》莫属的了”。（第82页）袁世全先生总结道：“此书荒谬绝伦，登峰造极，创下了辞书史上出错率的‘中国之最’、‘世界之最’。”（第66页）一向受人敬重的文化老人罗竹风躺在病塌上痛心疾首曰：王同亿现象的“问题不仅在于抄袭。王氏词典谬误之严重，质量之低劣，在当前胡编乱造的逆流中确已达到了顶点。”它“几乎集古今中外谬误之大成，简直变成了一场‘癌扩散’。”（第8页、9页）除《语言大典》本身外，已有的反思还举一反三，提出了许多关涉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比如，《大典》固然令人失望，但“词典编写者、出版者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则更让人失望！”（第94页）不过，到头来“栽跟头的仍是行骗者自己”。何满子先生说得好：“有一点可以放心，世界上绝不会有一部剽窃成书的作品能流传久远，也不会有一个文抄公能在学术史、文学史上留下大名的。”（第168页）惨痛的教训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出版界应当反复提倡“敬业”精神，还词典以权威与尊严；再如，新闻界也应该自省自重，铁肩担道义，“传媒需要有正确的批评尺度”；《人民政协报》的文章沉重而深刻：“让我们摒弃私欲，负起确实的责任！”因为说来不可思议，正是某些媒体不负责任地无聊吹捧《大典》，而《大典》也的确一度“被捧上了天”。

这难道不是一笔叫人辛酸的可悲记录吗？著名辞书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两年前的一系列质难依然值得人们思考再三：

如此荒谬的词典怎么能够编得出来，又怎么能够出版？它的荒谬相当露骨，不难发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传播媒介对它大捧特捧？它的真相被揭露出来，已经接近两年，为什么还可以继续通行无阻，流毒社会，祸延后代？此书的出版是一场丑剧，今后怎样避免这样的丑剧重演？

这部《短评集》在有限的篇幅内网罗了６４篇文章，虽说长短不一，但莫不有根有据、生动活泼、尖锐泼辣，令人目不暇接。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发表这些短评的包括了《辞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以及《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读书周报》、《文学报》等南北诸大有影响的文化报刊。而且，尤为令人深感欣慰的是，为集子添色增光的作者中包括罗竹风、鲍克怡、徐庆凯、楚庄、袁良骏、何满子、冯英子、陈思和等辞书界、文化界的名家学者。如此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对《语言大典》公开进行严肃认真、持之以恒的全面批评与清理，这不仅在我国的辞书评论界前所未有，而且即使在整个学术评论界也是极其少见的。这部敢怒敢言、敢说敢做的《短评集》，不仅“给辞书论坛注入了生气和活力”，而且强有力地显示了学术批评的魅力与威力；它不仅张扬了辞书界的正气之歌，而且为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批评开启了一条阳光大道。

久拖未决的王同亿案如今总算在法律程序上画上了句号，并为学界公道讨了一个说法。不过，更应看到，上述辞书论坛的道德法庭事实上早在法律判决数载之前即已就《语言大典》及“王同亿现象”做出了严正的判决。这难道不同样是让人扬眉吐气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