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汉语教学需要一部汉语文化词典。汉语中哪些词属于文化词?文化词语就是义位中包含民族文化语义成分的词语,包括不对应词、背景词、文化伴随意义词。在科学性原则指导下,采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运用编码度理论和词汇背景理论能够确定汉语中的文化词语。运用编码度能发现不同语言间义位的对应和差异的情况:完全不对应、部分对应、完全对应。运用词汇背景理论能确定汉语中的背景词和文化伴随意义词。
关键词 汉语文化词典;收词原则;文化词
On Scientific Principle of Cultural Words Selection
in Dictionary of Chinese Culture
XIE-Haijiang ZHANG-Liping
Abstract: The world Chinese teaching needs Dictionary of Chinese Culture. In Chinese which words belong to the cultural words? Under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by the contrastive method, we can determine the cultural words in Chinese using the codability theory and the lexical background theory. By codability theory there are three things in lexical correspondence: lexical gap, partial correspondenc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y lexical background theory we can determine cultural connotation words in Chinese.
Key words: Dictionary of Chinese Culture;cultural word; principle of word selection
根据语言的文化载蓄功能,语言教学中确立了联系文化学习语言的命题。世界汉语教学需要一部汉语文化词典,收录和解释文化词语。为此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汉语中哪些词属于文化词语?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科学性原则指导下,需要一套分析民族文化语义的理论和方法。
1.文化词语
文化是人文学科中普遍涉及的概念,由于不同学科研究视角不同,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有别。理解文化概念的关键是理解“人”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邢福义与戚雨村都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心理(或精神)文化。[1](P8-9)[2]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诸如建筑物、服饰、饮食、用品、工具和其他人类行为等。制度文化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以及相应的设施和风俗习惯等,诸如饮食习惯、建筑工艺、卫生管理、娱乐方式等生活制度,婚姻形式、亲属关系、家庭财产分配等家庭制度,劳动管理、艺术生产、教育、道德、风俗、宗教、礼仪、法律、政治等社会制度,以及有关这些制度的各种理论体系。精神文化,是通过人们的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既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信仰,也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产品。
文化背景是民族文化语义形成的基础。[3](P37)语言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具有文化载蓄功能,它能把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固定为符号而储存在语言单位里,其中词语是语言与文化关系最密切的语言单位,不同民族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最为突出。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对语言的民族文化语义起作用。所谓文化词语就是义位中包含民族文化语义成分的词语。词汇语义系统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所体现的文化心理,即民族文化语义成分,既可能表现为义位的基义也可能表现为陪义。
2.文化词语研究的对比方法
民族文化语义的研究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词语中的民族文化语义主要是通过对比发现的。一种语言的民族文化语义是以另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基础上的。[4]因此民族文化语义是相对的,受到所涉及的两种文化背景的制约。对欧美等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说,汉语词语的民族文化特征是以欧美文化为背景的。如对汉语的“春节”、“元宵节”等节日词语的理解是以欧美节日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汉语的“天堂”与英语的heaven,外延都是指神居住的地方,但在内涵上,“天堂”里住的是道教、佛教的神,heaven里住的则是基督教的神。对这种内涵意义的差异的认识是以汉英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正如李锡胤先生所说:“孤立地在一种语言中寻找民族文化要素,就像久入芝兰之室而要分辨芝兰之香一样困难。”[5]汉语文化词典的读者对象具有文化语境多样性的特点,汉语民族语义的对比研究应该以英语等语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为对比背景。
为了阐释不同语言的共性及各异的特色,对比语言学需要采用恰当的模式来进行描述[6]。词典编纂以语义学为基础。在对比语言学视角下,有以下两种语义学理论模式帮助我们寻找汉语中带有民族文化语义的词语。
3.编码度理论
不同语言场性分工的差异反映民族文化。汉语文化词典应该收录因民族文化差异而导致场性分工差异的语义场。如何发现不同语言场性分工的差异呢?借助于编码度理论。
编码度理论是跨语言词义对比研究的理论模式[7]。不同的语言描写或命名具体事物(things)、事件(events)、经验(experience)和状态(state),其提供词汇的程度有所不同。所谓编码度就是语言中用词汇表达某方面经验的精细程度[8];从语义场理论看,编码度就是语义场切分的精细程度[7]。编码度经常被看作反映文化事实。[9](P145)编码度理论可以探讨不同语言间语义场及义位的对应和差异,也可以通过编码度对比探讨不同语言语义场场性分工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差异。一个语义场可以按语义的层次关系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子场,不同语言相对应的语义场划分出多少个层级义场是不完全相同的,即使分类层级相同,划分出的层级义场也不一定一致。如汉语和英语味觉语义场的不对应主要表现为语义场的层级非对应关系。汉语划分为“甜”、“辣”、“酸”、“苦”、“涩”、“咸淡”、“好吃”、“难吃”,英语划分为sweet、pungency和savoury、unsavoury。与汉语的“辣”、“酸”、“苦”、“涩”、“咸”相对应的,在英语中首先概括为pungency,然后与汉语“酸”、“苦”、“涩”对应的再概括为acerbic。英语中与汉语“甜”、“辣”、“酸”、“苦”、“涩”、“咸”相对应的是一个包含3个层级的语义场。汉语中“咸、淡”有一个上义义位“咸淡”,英语没有与之对应的义场。这种情况与操汉语者和操英语者不同的烹饪原料、饮食结构、饮食习惯和味道嗜好有关,也与义位形成过程中的认知和情感评价因素有关。通过编码度的对比研究,不同语言间义位的对应和差异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完全不对应、部分对应、完全对应。
完全对应:义位的义值对等,义域相同;基义对应,陪义相同。如亲属语义场中,以“我”为基准,生育“我”的男性长辈为“父亲”,女性长辈为“母亲”;在英语中,前者称为father,后者称为mother,二者为对应义场。汉语中,“我”的男性子嗣为“儿子”,女性子嗣称为“女儿”。在英语中前者称为son,后者称为daughter。汉语中,儿子的配偶叫“儿媳”,女儿的配偶叫“女婿”。英语中,前者称为daughter-in-law,后者称son-in-law。夫妻子场,汉语和英语均编为2个语码:丈夫和妻子,husband和wife,汉英为对应义场。其他义位大都为部分对应义位和文化局限义位。烹饪语义场中,boil和“煮”对等。其余也大多为部分对应义位和文化局限义位。跨语言相对应的语义场中,除学科义位外,完全对应的义位很少。
部分对应:跨语言相对应的语义场中,大量存在的是部分对应义位:义位的基义相同,陪义不同;或基义的部分语义特征相同,义值不同;或义值相同,义域不同。部分对应词在跨语言对比中最为常见。如母亲同义义场中,汉语的“慈母、慈亲、萱、萱堂、萱亲、北堂、内亲、慈闱、慈颜、生母、亲娘、家慈”用于书面语,“家母”用于谦称,“阿母、阿娘、姆妈、娘、妈、妈妈”带有口语陪义,“老母、老娘、家夫人”用于谦称,“令堂、令慈、令萱、太君、尊堂、老太太、太夫人”用于尊称。英语中mother用于正式场合,mama为过时的英国非正式用语,mom和mamma为美国幼儿非正式用语,mum为英国非正式用语,mummy为英国幼儿的非正式用语;美国幼儿非正式场合把“母亲”叫做mommy,进入成年期后,中、下层人士称呼“母亲”为mom,但上层人士称呼“母亲”为mother。除了汉语的“母亲”与英语的mother基本对应外,余者都是部分对应义位。烹饪语义场汉英相对应的“煮”子场中,汉语的“焖”、“煨”、“扒”和英语的stew、simmer、poach均有两个共同的义素:[文火]、[慢],但在其他方面有区别。stew与“焖”基本对等,除了共有[文火]、[慢]两义素外,还都有[加盖]这一义素,但区别在于:焖有食物类别[饭菜]的限制,stew则无;stew有水沸的程度[稍沸]的限制,“焖”则无。simmer与“煨”基本对等,但有区别:simmer有水沸程度[稍沸]的限制,“煨”则无;simmer与“扒”主要语义成分相同:[文火]、[慢]是两者共有的,但“扒”有[食物类别]和[食物熟的程度]的限制,simmer则无;simmer有[稍沸]的限制,“扒”则无。poach与“扒”均有[文火]、[慢]两个义素,但[食物类别]不一样:“扒”的对象是[白菜、羊肉],poach的对象是[鱼、去壳的蛋];另外,poach有[稍沸]的限制,“扒”则无;“扒”有[烂熟]的限制,poach则无。curry与“卧”大部分语义成分相同,区别在于:curry的对象是[加咖哩粉的肉、蔬菜、鸡蛋],“卧”的对象是[去壳的鸡蛋]。“熬”(āo)和barbecue大部分语义成分相同,区别在于沸水中的混合物不同:“熬”(āo)的水中可能有作料、油等,barbecue的水中有很浓的醋汁;另外“熬”(āo)有食物类别的限制,barbecue则无。这些有大部分共同语义成分而又有小部分区别性语义特征的一对义位称为“部分对应词”或“部分对应义位”,它是双语词典编纂中应着力辨别的重点,也是外语教学与外语学习的难点。
完全不对应:两种语言间义位完全不对应,在一种语言中表现为词汇空缺,而在另一种语言中表现为文化局限词或文化特定词(culture-specific words)(Dirven &Verspoor 1998:144)。这种情况既可能出现在纵的上下义结构中,也可能出现在横的分类关系中。不同的语言可能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出现词汇空缺(lexical gap)。“服装”语义场,英语中有一个表示“各类专用软帽”的上义义位cap,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义位。英语中有个义位headgear,表示头上或戴的或裹的东西,可以是hat、cap 或 headdress,汉语中没有与此对应的上义义位。表示“[服装]、[头上或脖子或肩上的]、[裹或围或披的]”的,英语用义位neckwear来概括,汉语缺乏与其对应的义位。“袜子”义场,汉语的上义义位是“袜子”;英语没有与其相对应的上义义位。英语中以袜筒的长短来分类:长过膝的stocking和长不过或不及膝的sock,即袜子=stocking∧sock。但是英语有2个义位hose指stocking、sock和紧身衣;hosiery指stocking、sock和针织或纺织内衣;汉语无与其对应的义位。汉语注重袜子的“制作材料”,英语注重袜子的“长短”和“式样”。英语“shoe”语义场划分为5个子场:shoe、clog、scadal、mule。shoe一般指皮革的,有硬底和鞋跟。与汉语中“鞋”的指称内容不一致。汉语的“鞋”是与“靴”相对的,英语中的shoe与“木屐”、“凉鞋”和“拖鞋”相对。英语中注重跟的高低和是否系带,即“式样”,汉语中注重制作材料和用途。汉英服装语义场中场性分工的差异反映了中西服饰制度的差别。在表示“果品”的语义场中,俄语和英语中没有与汉语“果品”相对应的词。汉语的“果品”包括干鲜果品。不仅指新鲜的“水果”,还可指红枣、荔枝干、葡萄干等“干果”,以及核桃、栗子等“坚果”;而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烹饪语义场汉英相对应的“煮”子场中,汉语中的“炖”、“氽”、“烩”、“熬”(áo)、“焯”、“涮”、“炝”、“咕嘟”是汉语中特有的而英语中没有的,英语中的fricassee、 scallop是英语特有而汉语没有的,这些都是“文化局限义位”。
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统称为不对应词,由于民族文化的独特原因,这两类词局限于某些特殊的文化内涵,是学习第二种语言的人最感困难的地方。部分对应词和文化局限词分布较多的语义场有:亲属关系称谓义场、社会关系称谓义场,表示宗教信仰、迷信等的词,表示节日名称、节日习俗及婚丧嫁娶等习俗的义场,建筑物义场,服装语义场,表示观念、伦理、道德人品等的词,传统医学,政治活动、社会制度,文学艺术、历史,度量衡、货币单位等,饮食语义场、烹饪语义场,敬谦辞,用于道歉、寒暄、感谢等言语行为的词,反映生活习惯、劳动、农事等的语言信息单位,等等。专名、委婉语也应归入不对应词。专名为某一民族所特有,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有悠久深刻的形成历史,具有丰富的与民族特点有关的文化内涵。
4.词汇背景理论
编码度理论通过普通语义场的对比找出带民族文化语义的不对应词和背景词,适用于普通语义场的分析,但对词的文化伴随意义的分析则无能为力,还需要引入词汇背景理论。
词汇背景理论是语言国情学的核心理论,以研究词语民族文化语义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研究和揭示存在于语言单位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模式。[3](P45-47)词包括词位和义位。义位由概念义素和非概念性义素构成,其中非概念性义素又称背景义素,词汇背景指的是词的义位的非概念义素的总和,也就是背景义素的集合[10]。非概念性义素包括通过联想实验获得的与某词有关的并能反映该语言民族文化特点的义素。
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即使某些语言符号表达的是同一概念,背景义素也不尽相同。背景义素由社会性义素和个人性义素组成。只有社会性义素才能进入词汇语义场,才具有分析的价值。确定社会性义素的标准,就是看词的转义、文化感情色彩、象征意义等有无一定的社会性。依据社会性义素的所属关系和普及范围,可将其分为:民族文化义素、跨语言义素。跨语言义素是指语言义素中,部分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即全人类义素,如对“女人”的联想意义“脆弱”、“易流眼泪”、“懦弱”、“好动感情”、“缺乏理性”、“反复无常”、“文雅”、“富有同情心”等[11](P17);而另一部分只在两种或几种语言中通用,称之为区域性义素。如汉文化圈内有些义素是共同的,特别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语中有些社会性义素与汉语是共有的。在汉语学习词典和汉语文化词典中应注意收录带有民族文化义素的词语,同时对区域性义素也不应忽视,因为汉文化圈内共同的义素对非汉文化圈的人来说又具有民族文化特点。
按照词汇背景理论,带民族文化语义的词汇有三类:不对应词、背景词、文化伴随意义词。
不对应词,指相对于其他语言文化中特有的词汇。背景词,是指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中概念意义基本相同而词汇背景不同的词。通过编码度对比就能够找到,已如上述列举的语义场。另外成语、谚语,委婉语被划入不对应词和背景词之列,其理由是成语和谚语在概念意义上同词的概念意义是同构关系[3](P13)。
文化伴随意义,与理性意义相对,是受民族文化制约的附属意义[12],属于词的表情-评价意味[13](P39)。词的表情—评价意味则通过词的转义表示说话者对所指事物的评价,如用通常称谓动物的名词表示在某个特征上与该动物相似的人(含次生情感评价意味的词)。[13](P39)文化伴随意义词属于背景词汇,但并非所有的背景词都有文化伴随意义,文化伴随意义主要包含潜在的受民族文化制约的感情色彩和评价色彩。[12]词的文化伴随意义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赋予,与民族日常生活、地理、历史、民俗、宗教,以及价值和审美观念有关,依其指称意义有:动物词、植物词、数字词、颜色词、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表示民俗形象的词汇、方位词、表示纪念日和传统节日词汇等。不同民族对颜色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该民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颜色被广泛用来表示各种转义和各种象征意义。红色在汉语中是喜庆、吉祥、欢乐的象征,婚礼、生日、重大节日里,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增添喜庆气氛。红色也是革命、进步的象征。英语red令人联想到危险,甚至战争、流血、残忍、灾难,通常含有贬义;也是极端、狂热、激进的象征。“西风”,在汉语中往往使人想起令人嫌恶的“朔风”,可雪莱笔下的《西风颂》却是对西风的由衷赞歌。因为中英地理位置不同,英国的西风是温暖的风,和中国的“东风”伴随意义相同。“夏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炎热酷暑,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夏夜却是温婉美丽的,在十四行诗中把心爱的人比喻为“夏日”,英国的夏日明媚温和。汉语“六”象征“顺利”,英语six则没有文化伴随意义。汉语“八”象征“吉祥、发财”,英语eight文化伴随意义空缺。不同民族语言中动物词的伴随意义不同。“马”在俄语中是吃苦耐劳的象征,汉语中这种喻义的喻体却是“牛”,因为“牛”是中国的主要生产工具,而中国人赋予“马”另外的伴随意义。“喜鹊”在汉语中有吉祥的联想,俄语中确是“饶舌者”。汉语“鹤”象征“长寿”,而英语中空缺。汉语“杜鹃”象征“哀怨乡愁、报春催耕”,英语cuckoo借指“妻子与人通奸者”,而俄语кукушку却有“朋比为奸、嫉贤妒能”的联想意义,德语Kuckuck却是“幸福鸟和未卜先知”的形象。
词目的具体选择取决于词典假定的适用对象[14](P387)。汉语文化词典是外向型词典,它的目标读者群是以汉语为外语或以汉语为第二语言者,他们需要在词典中查找哪些文化词语?汉语文化词典的收词,除了考虑科学性原则,还要考虑实用性原则。
参考文献
[1]邢福义.1990.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戚雨村.1997.语言·文化·对比[A],载《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C],243-25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吴国华、杨喜昌.2000.文化语义学[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4]吴国华.1999.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俄语教学》第3期,1-4。
[5]李锡胤.1996.《文化词汇学》序[A],载吴国华著《文化词汇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G.Nickel(马博森等译). 1991.对比语言学和外语教学[A],载《语言对比研究》[C],105-12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7]解海江.2004.汉语编码度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Miller, George A., & Philip N. Johnson-Laird.1976.Language and perception[M].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Dirven,R. & M.Verspoor.1998.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0]彭文钊.2001.论词的文化释义的理论依据[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21-26。
[11]杰弗里·利奇.1987.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2]吴国华.1989.俄汉文化伴随意义词汇对比研究[J].《中国俄语教学》第2期,49-52。
[13]倪波、顾柏林.1995.俄语语义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4]Landau,S.L.(章宜华等译).2005.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第二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