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吕叔湘先生在纪念《现代汉语词典》(以下作《现汉》) 出版2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简短书面发言中说:“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1 ]吕先生说话一向实在,不事夸张,这番话可以让我们想见,他当初为编《现汉》吃了多少苦,付出了多少心血!《现汉》迄今发行4000 多万册,不仅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巨大,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有广泛影响。我多次听海外学者说，《现汉》和吕先生主编的另一部书《现代汉语八百词》,是海外华人和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作为《现汉》的早期主编,吕叔湘先生,还有继他之后任主编的丁声树先生,为我国第一部规范性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诞生,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后人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事业,后人应该永远继承；他们的严谨学风和献身精神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读《现汉》,用《现汉》,深感《现汉》体大思精,处处渗透着吕先生、丁先生等学术大师们的匠心和功力,堪称我国规范性现代语文词典的经典之作。下面我想就自己学《现汉》、用《现汉》的体会,谈几点对吕叔湘先生辞书学思想的肤浅认识。
一、编词典要编出特色,要超越前人
为什么要编词典,编什么样的词典,怎样编词典,吕先生有自己的见解。他可不是凡编词典都支持,都认可,更不认为词典多多益善。
据语文出版社冯瑞生先生回忆,1988年他准备编系列断代语言词典,其中第一部为《先秦语言词典》。1991 年吕先生知道后直率地提出不同意见,理由是策划不切实际。他对冯瑞生先生说:已经出版的先秦典籍都不会是白文,一定有注释,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这些注解阅读古书。对先秦文献研究成就最高的是乾嘉学者,你的词典能超过乾嘉学者吗? 乾嘉学者都没能解决的难点,你们是否能解决? 如果你们没能突破乾嘉学者的范围,那又何须劳神费力编这么一部先秦词典?[2 ]1989 年12月吕先生在致山东大学高更生教授的信里说:“已有两本同类词典出版——一本是张涤华先生领衔的《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另一本的书名我忘了——是否值得编第三本,还可以再考虑。”在1981 年5 月致徐仲华先生的信里说:“听康说,你要组织一个班子编写师范院校用的《现代汉语》,不知道准备怎么编? 希望有点特色,不与已出版的雷同。”在1976年6 月致郭绍虞先生的信里说:“语言活动本有授受两方:听人说话,看人文字,先接触形式,就形式以寻绎意义；自己说话或写文字,正好反过来,先有要表达的意思,再用适当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一种是由外而内,一种是由内而外,岂不是两种语法书都有需要,推而至于词典也应该有两种吗? (字书而外,尔雅之属亦不可废,外国也有按意义部居的词典。) ”[3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吕先生对于编词典和编教材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要编,就要突破前人；所编词典要有特色、有新意、有原创性,否则就没有必要编。他反对搞重复,反对形式主义。凡是重复的、不能超越前人的,他不怕得罪人,很直率地加以反对；而他认为确属空缺的,如范畴类词典,则主动提倡去编。有人说《现汉》是“一书独霸”,这恐怕并不符合实际。我孤陋寡闻,但据我所知,最近十几年中,新出的大中小型各类现代汉语词典何止十几种,中型语文类词典就有《新编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现代汉语用法词典》、《新华词典》、《应用汉语词典》等好几种,何“独霸”之有! 我们认为,如吕先生所希望的那种能够超越前人、有特色、能满足读者各种需求的现代汉语类词典,多多益善；但是那些重复之作,质量不合格之作,抄袭或变相抄袭之作,还是不要问世的好。
二、编词典最重要的物就是资料
吕先生说:编词典“要有人,要有物,就是物质条件,还要有计划和组织——讲到物,编词典最重要的物就是资料”[4 ] 。《现汉》主要收普通话词汇,收普通社会生活词汇,以往的词典以古汉语词汇为主,无法借鉴,一切都要白手起家。《现汉》收集资料的方针是书面与实际生活并重,一方面从当时的报纸杂志、现代文学作品和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通俗读物上搜集,并规定有些书要一个词不漏地穷尽收集;另一方面,吕先生还特别强调要有系统地搜集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他曾让词典室的同志到百货大楼去搜集商品名称。吕先生特别重视动态地搜集口语里的新词新义,他说:“为什么新词新义,特别是口语里的新词新义没有受到编词典的人重视呢? 我想到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因为编词典的人是‘读书人’,对书本里的东西感兴趣,对生活中的东西不感兴趣,或者不太感兴趣；对书斋中来的东西比较敏感,对市场上来的,车间里来的,田野里来的就不那么敏感。找词汇只在著名作家、著名作品里找,一般报刊就不大理会,至于什么手册、传单、广告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5 ]正确的资料收集方针保证了《现汉》收词的科学性、系统性、现代性。按照这一方针制作的100 多万张卡片成了编纂《现汉》坚实的语料基础。在没有计算机、一切靠人工的时代,在没有词频统计资料的时代《, 现汉》的收词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搜集资料、统计词频已成为辞书编纂的必然选择,仍用手工方法编词典显然是落伍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机器再灵,在某些方面也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大脑和眼睛。语言所词典室的做法是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相互弥补。
据我所知,语言所词典室的编写人员至今仍然坚持用手眼广泛搜集报纸、书刊、电视、广播等媒体上的新词新义,制成卡片,以备修订所用。这是从吕先生时代就一直坚持的做法,是保证《现汉》在资料上永远有源头活水的好传统。现今编词典,有一种取巧的做法,就是把各家词典所收的词汇搜集在一起,进行一番整合增删就行了。这样做虽然比较省力,但往往难以照顾到词汇的系统性、收词的平衡性,容易顾此失彼,不是严肃的词典编纂者所取的做法。我们应该发扬《现汉》下大力气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精神,把词典编纂的基础工程打得更加牢实。
三、词典既要引导规范,又要面对语言实际
吕先生很重视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很重视词典引导规范的作用。在他和罗常培先生为1955 年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所写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一文中说:“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6 ]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汉》就是奉国务院之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汉》的规范是全方位的,出版30 年来一直起着引导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积极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语言学界和社会上都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里我想特别说明《现汉》所体现的科学规范观。一方面，《现汉》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已颁布的有关规范标准,维护国家标准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妥善处理现有规范标准与语言实际相违的少数情况。对于现行的规范标准做到照办照用并不困难,难的是在某些规范标准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或制定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够完善、不够妥当时怎么办? 是视而不见,采取回避的态度,还是认真面对,妥善处理?《现汉》采取的是后一种态度。例如,“作”字,按照《异读词审音表》,除了在“作坊”一词中读阴平外,统读去声。按此标准,烹调用的“作料”就得念成“zuò·liɑo”,这显然违背语言实际。《现汉》的处理是,一方面按规范标准注音,另一方面在括弧里说明“口语中多读zuó·liɑo”。再如,制定于20 世纪50 年代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渺小”的“渺”取代“淼”,应该说这种归并不尽合适,因为这两个字意义并不重合,“淼”没有渺小义,只在“形容水大”义上跟“渺”通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用三个水的“淼”做名字,如果按照《异体字整理表》,就要让以“淼”字为名的人改用“渺小”的“渺”做名字,这在老百姓那里根本行不通；近50 年中,群众不管你的标准,照样使用三个水的“淼”字。当规范标准不符合语言使用实际时,词典编纂者应该怎么办? 是机械地执行标准,还是在兼顾学术和语言实际的基础上作一些变通?《现汉》在两难之中选择了后者,即为三个水的“淼”字立目。《现汉》的这种变通做法为某些标准的修订提供了依据,预留了空间。
实践已经证明《现汉》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1986 年经过修订后发表的《简化字总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把《第一次异体字整理表》中淘汰的26 个异体字重新确认为规范字,其中的23 个字在《现汉》中一直是作为规范字立目的,这充分体现了《现汉》的真知灼见和前瞻性的学术眼光。这种求真务实、不惟书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应该在学术界、辞书界大力倡扬。语言规范的最根本依据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实际,现有国家规范标准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如果现有标准中有个别地方跟“约定俗成”的语言实际相违背,就有必要作相应的修订,国家语委过去对某些规范标准的撤销和修订都是基于这个原则的。一部高质量的词典既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同时也要正确反映语言实际,促进规范标准进一步科学化、完善化,这是吕叔湘先生辞书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吕先生一贯尊重语言事实,他是不会削足适履,让语言事实屈从于显然不合适的人为标准的。《现汉》对类似上述问题的处理思路正是吕先生实事求是学术思想的体现,是在科学规范观指导下的有益实践。
四、标词类的前提是确定词与非词
关于标词类,吕先生说:“首先,确定某一形式是词不是词(小于词的构词成分,或是大于词的词组) ；其次,作出词的语法说明(包括标出词类) ———这些,在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还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的课题。”[7 ]这段话表明,吕先生认为给词标注词性首先要确定是词不是词,如果某个形式根本不是词,就谈不上给它标词类。进一步说,确定一个形式是词不是词要有历史观点,由于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在古代汉语里是词,到现代汉语里只是构词语素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艰苦”的“艰”,古代有“困难”义、“困苦”义,都可以单独使用,是单音节形容词。其“困难”义如“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书·说命中》) ,“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文心雕龙·附会》)；其“困苦”义如“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诗·邶风·北门》)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楚辞·离骚》) 。但在现代汉语中“, 艰”的上述意义只出现在“艰难、艰苦、艰险、艰巨”等双音节词中,不能独立使用,是语素不是词。作为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确定是词非词只能根据现代汉语的实际,如果把古代是词而在现代汉语里只是语素的单音形式也标上词类,那就违背了学理,是标注词类之大忌。吕先生是语法大家,他深知汉语词类划分的复杂和繁难,认为在当时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还未建立起来、词类划分标准研究不够深入、语法学界分歧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勉强标上,效果不一定好。尽管语言所《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中的词条已标注了词性,吕先生还是决定《现汉》先不标注词类。但说《现汉》未标词类又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现汉》在释义中已为全部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注明了词性;名词、动词、形容词虽未明标词性,但从释语和例句的搭配中也可体会,可以说呼之欲出。从这里可以看出,吕先生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尽量为读者考虑的良苦用心是多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近几年,为了准确地为《现汉》全面标注词类,语言所专门成立了标词类课题小组集中攻关,总结吸纳语法学界四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多次征询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确立了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以贯之的划分标准；在解决一批同类词的词性划分之后,又一个一个地解决那些按标准不易划分的跨类词、疑难词,力避标注错误和自相矛盾。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全面、正确地标注词类的前提和保障。可以期待,科学、正确的词类标注将成为下一次《现汉》修订本的新亮点。
五、义项排列次序要视词典性质而定
吕先生热爱辞书事业,年近八旬时担任《汉语大词典》的顾问。他对《汉语大词典》有明确的定位,他说,现在出的词典有的只收古词,有的只收今词《, 汉语大词典》好比古往今来汉语词汇的档案库。“比方说有那么50 万个词,每个词有个档案,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原来什么意义,它后来意义有变化,不出现了,不用了,或者只用这个意思,不用那个意思了。每个词写个档案袋,放在这个库里头,放在《汉语大词典》里头。《汉语大词典》就是这么个东西。”[8 ]从这篇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吕先生认为《汉语大词典》应是一部收词全面的大型古今词典,历时词典。作为一部大型历时词典,要全面反映词义产生的时代,词义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包括词义的消亡或部分消亡等。因此,作为历时性的词典,词的义项排列理所当然地应以词义发展的脉络为序。而《现汉》的定位是以词汇规范为目的的反映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中型语文词典,吕先生确定《现汉》“分析词义以现代汉语为准,不详列古义,而且特别注意分辨基本的、常用的词的意义”[9 ] 。这就是说,作为共时性的词典,它的功能是反映词汇在共时平面上的语义、语用以及语法上的特点,而不是词义的历时演变,因此义项的排列不必像历时词典那样按词义的发展脉络为序。一些学者也指出,共时性的现代汉语类词典的义项按词义发展脉络排列并不适当,实际上也很难做到。《现汉》的义项排列按照吕先生所确定的原则,突出了现代性、常用性,同时又兼顾义项间的逻辑关系,而义项间的逻辑关系往往跟词义的引申关系有相一致之处。例如“政党”的“党”，《汉语大词典》按词义的发展脉络收了11 个义项,其次序为: ①古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五百家为党。②亲族。③朋党;同伙??⑥偏私??直到最后第11 个义项才是“政党”。《现汉》根据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只收了4 个义项,把现代常用性的义项摆在前面,把古代书面语的义项摆在后面。依次为: ①政党,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②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集团。③〈书〉偏袒。④〈书〉指亲族。可以看出《, 现汉》对义项次序的排列符合现代共时词典的要求,既科学又适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六、词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据刘庆隆先生回忆，《辞书研究》编辑部1981 年应读者要求拟发一篇《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吕叔湘先生》的文章,吕先生知道后不同意发表,说:写人不如写事。一部词典的编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要做几天工作,就成了这个“家”那个“家”,哪有这么容易,还是踏踏实实地做点实际工作为好。[10]《现汉》出版后,只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没有署主编吕叔湘和丁声树先生的大名。除了业内人士,知道主编是吕叔湘、丁声树的人极少,知道吕先生、丁先生以及李荣先生等大师级的语言学家们为这部词典的编写、审读、修改、定稿怎样殚精竭虑、日夜工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吕先生说他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李荣先生说他为《现汉》看稿严重损坏了视力。) 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本可以据实作一番宣传和包装的,但出于对大师们风格的尊重,一直低调处理。现在看来,过去对吕先生、丁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现汉》的贡献宣传得很不够,对他们在辞书编纂事业上的开创精神、献身精神以及严谨的学风宣传得也很不够,这本应该是激励后人步武前贤的最佳教材。
吕先生说:“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订。”[11 ]这一点过去《现汉》做得不够,应该大力改进。我们要遵照吕先生的指示,虚心学习其他词典的长处,俯首倾听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意见,不断修订,精益求精;要密切关注现实语言生活的新发展、新变化,及时稳妥地吸收新词新义;既要保持《现汉》的原有特色,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吕先生说《现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想,这个“集体”不仅指语言研究所和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也包含许多高等院校、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普通群众。为了把《现汉》修订好,使它的质量提高再提高,我们仍要借助全社会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力量,使《现汉》成为中国辞书的一个永久性标志品牌,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以此告慰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以及无数为《现汉》付出过心血的前辈们、同志们。
附 注
本文所引文章已收入《吕叔湘全集》(下简作《全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
[ 1 ] [ 11 ] 吕叔湘. 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中
国语文,1993 (4)
[ 2 ] 冯瑞生. 哲人其萎,泰山其颓.《全集》第十九卷. 3562357
[ 3 ] 以上三封信分别见于《全集》第十九卷236 、245 、254 页。
[ 4 ] [ 8 ] 吕叔湘. 在《汉语大词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辞书研究,1982 (3)
[ 5 ] 吕叔湘. 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 辞书研究,1984 (1)
[ 6 ] [ 7 ] 吕叔湘,罗常培.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语言研究,1956 (1)
[ 9 ] 吕叔湘. 谈谈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人民日报,1959. 11. 26
[ 10 ] 刘庆隆. 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吕叔湘先生.《全集》第十九卷.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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