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基础教育重镇，人教社曾经拥有过很多著名的教育大家。文章择述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刘国正四位先生的重要教育思想，一是彰显人教语文的 文统，二是寓在继承中革新的本意。

　　关键词：人教社；语文教育；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刘国正

　　我再读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嘉言，念及人教社及相关前辈，感慨激赏，不能自已，乃缀文以纪之。

　　一、叶圣陶先生：语文教师重在教书育人

　　叶老曾多次说过：“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作为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叶老成了 研究当代中国教育绕不开的一座高峰。

　　从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邀请当时在尚公学校任教的叶圣陶协助编纂《国文教科书》和《国文教授书》，到他1980年代从 人民教育出版社离休，叶老从事语文教材编纂事业长达60余年，编纂过的语文教材不下百种。按说他对语文教材乃至中国基础教育，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他的儿子至善 先生晚年接受访谈时曾说：“父亲一辈子很辛苦，尤其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那十六七年，有时忙得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编教科书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父亲到处 物色人才，想把中意的调到人教社。有的朋友同意了，可真到办调动手续的时候又不愿意，以为编教科书是当‘编辑匠’，还是当 大学教授或当官名气大。”“和父亲同时进人教社的朋友，有的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可后来都离开人教社了，有的还是瞒着父亲走的。”“教科书众口难调，父亲辛辛苦苦编教 科书，听到的都是批评，从来没有人表扬过他。”以叶老的地位、学识与修养尚且如此，足以说明几点：一是语文教材编写事关育人，责任重大，必须处处小心，审慎从事。 二是编教材确实“辛苦”，需有非凡定力者才能胜任。

　　叶圣陶终其一生，前半生基本上是当教师，后半生基本上是做编辑，文学仅为其业余爱好。他18岁从草桥中学（今“苏州中学”前身）毕业，即在言子庙小学（苏州中 区第三初等小学）任教，除教国文外，还兼教修身和算术。1915年初，郭绍虞推荐叶圣陶到上海尚公学校（商务印书馆实验小学）教高小国文。他这时的心情是“余性懒 废，教习尤非乐为。去之几及一年，乃复重理旧业，心弗善焉，因言：‘吾不欲就此。’”1917年，应老同学吴宾若、王伯祥之邀， 到苏州？直镇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才开始他“真正的教师生涯”。1922年2月，叶圣陶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文系主任马 裕藻的聘请，任北大预科讲师，主讲预科国文，聘期两年。1923年7月，郭绍虞邀请叶圣陶到福州协和大学讲授新文学，虽然受到郭氏夫妇“朝夕相处，关怀备至”的礼 遇，但一到寒假就辞职了。抗战期间，叶圣陶一家到了陪都重庆，“或思老着面皮登台作教，而现任教员失业者且繁多，复何容我插足其间？”后来受友人之邀，叶圣陶先后 到巴蜀学校教国文，到重庆中央国立戏剧学校教写作，到复旦大学教文法、修辞和写作课，到乐山武汉大学教国文和作文。1940年7月，到四川省教育厅任教育科学馆专门 委员，从事教学规划与研究工作，编撰《国文教学丛刊》，并担任《中等教育季刊》和《文史教学》杂志的责任编委，处理日常编务，还应邀到光华大学教国文，到齐鲁大学 开“中学国文教学”等课程。

　　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从教经历，丰富了叶圣陶对教育尤其是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在他看来，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吕叔湘认为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 要的有两点。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他认为，教师的 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要让学生“受教育”而不是“受教材”；“‘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教育”就是“养成良好 的习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就健全的公民”；“教育”的生命是“爱”；教育的方式方法是“相机诱 导”。有人说，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叶老的从教经历则告诉我们：一流的教师给学生思想，二流的教师给学生学问，三流的老师给 学生成绩。

　　二、吕叔湘先生：我总想把文章写得生动些

　　作为杰出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从1939年发表《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开始，吕先生从事语言研究、语文教学和语文知识的普及应用工作 近七十年，涉足的领域相当广泛。从早年的《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到后来的《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标志着吕先生在汉语语 法学上的巨大贡献。胡绳先生《在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吕老的著作有高度的科学性、学术性，但读起来很有生活气息。他还经常写普及性 的语言学著作，好像说得很浅显，但又非常有深度，也就是所谓深入浅出。这是大学者所不大容易做到的。”

　　吕先生的研究注重实用。他在谈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曾经谈到他留学英国时为什么要学图书馆管理。他说：“经过将近十年的中学教员生活，思想也有些改变，觉得应该 多做点切合实际的工作。图书馆工作是很实际的，是推动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去学图书馆管理。”后来，他的兴趣转到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不管研究什么课题，他 都非常注重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如《中国文法要略》就是“受当时的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的嘱托，作为中学语文教师的参考书来写的，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是语体文和文言文都 要学习，这就决定了这本书也得二者兼顾”。（《重印题记》）

　　他的研究能够做到细大不捐，龙虫并雕。正如他在《语文杂记·序》中所说的那样：“语言学的大厦不但需要有高明的工程师搞设计，也需要有很多辛勤的工人添砖加 瓦。只以几张蓝图为满足是无异于画饼充饥的。”我们读他的语言学论著，尤其是读《语文杂记》《语文常谈及其他》《吕叔湘自选集》等著作里一些短文，感到他既是一个 高明的工程师，又是一个辛勤的建筑工人。

　　一个大学者，写语文知识的普及性文章，并不是一件易事。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说起来也奇怪，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吃饭睡觉是这样，语言文 字也是这样。”他在《吕叔湘自选集·序》中说：“我写文章总是谨守一个原则，尽量让读者容易看懂，愿意看下去；一个人费点劲可以省得许多人费劲。除此之外，在题目 性质允许的条件下，我总想把文章写得生动些，不让读者感到沉闷。”

　　三、张志公先生：理论研究要为本职工作服务

　　张志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对语言理论、语汇等方面的许多精辟见解，能给人多方面的启迪。

　　张先生本来是学外语的，金陵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又从事多年外语教学与研究，1948年在海南大学外语系开过普通语言学课，后来又在开明书店主编《语文学习》。 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后，先后主持过汉语、英语、俄语教材的编写。他一向主张，研究汉语的要通一两门外语，研究外语的也要通汉语。

　　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张先生非常重视语言学的作用。他认为，语言学在现代科技领域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同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也有密切关系，并且同 现代科技，如信息处理、通讯、科技情报交流等都有紧密的联系。语言学在发展中伸出很多触角，同科学技术建立了多方面的、边缘性的研究关系。

　　针对中学语文教学忽视语言学理论的倾向，他指出，越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越需要语言学理论，用以指导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制定、教材编写的原则和方法 的确定等。有没有理论的指导，差别是很大的。在基础教育阶段，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最大。对理论的领会正确与否，运用是否得当，关系到语言教育的成败。现在的情况 是在最需要理论指导的教育阶段却最忽视理论。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语言教育的前途是不妙的。可以说，语言教育搞不好，我们的后代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和科 学技术发展的要求。

　　社会上有一种倾向，总以为研究纯理论的东西才有学术价值，似乎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越远，学术意味就越重，理论价值也就越大。而张先生不以为然，他一贯信奉“三实 主义”，即从实际出发，尊重实际，讲求实效。因而他一向重视实用和普及，表现在语言研究上，就是把理论研究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为解决语言文字应用问题服 务。他的学术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非常注重实用与普及。他曾这样概括自己的学术研究：“几十年来，无论写了些什么，写了多少，写到什么水 平，无一不是为了适应工作需要而写的。”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工作实际，为本职工作服务，是他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显著特色。

　　四、刘国正先生：语文课改要分清变与不变

　　国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杂文家，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是系统的、完整的，体现了语文教学理论与教学实际相结合的特色。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语文是基础工具；语文教学既要实，又要活；语文教育要联系生活；语文能力培养要靠训练；语文教育要在继承中求发展；语文课程改革有变的，也有不变的，应 始终坚持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等等。

　　我国语文教育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作为以学习民族语文、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的语文教育，必须继承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走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 对此，国正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国语文教学有悠久的优秀传统，也有弊端。”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99年10月26日，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暨庆祝成立20周年大会在天津召开，他 在开幕词中说：“多年来，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依我看，至关重要的至少有两条。一是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继承中求发展。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从孔夫子到叶圣 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宝库。我们要尊重传统，科学地加以分析，吸取其中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发展当今语文教育的滋养。踢开传统，只能使自己 贫困，带来灾难性后果。二是正确处理自立与引进的关系。首先是自立，神州大地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有水平很高的语文教育家，有成效显著、风格各异的语文教改经验。我 们是富有的。对于自己的东西要充分重视，助其发展和推广。同时，又要把中国语文教学放在世界这个大视野里来观察，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对于国际上任何先进的东西、新 鲜的东西都要认真加以研究，其中适合我国国情与教情的都要拿来，使之融入自己的肌体。自我封闭只能导致僵化和落后。总之，不管是过去的还是今天的，不管是自己的还 是他人的，只要是有益的，我们就要认真地吸取。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立足大地，不断革新。”顾黄初先生据此认为，刘国正是继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位前辈之后，亲 自率领语文教育界同仁，坚持“三老”指明的方向，努力探求改革创新之路的语文教材改革家和语文教育理论家。

　　2003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年会在武汉召开。刘国正先生在提交给大会的书面发言中，重点 讲了语文课程改革变与不变的关系。他说：“从改革的角度观察，语文教学包括两种因素，一是相对稳定、很少改变的因素，即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要使学生正确理解和熟 练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在阅读、说话、写作几方面达到合格的程度；同时，通过语文教学，充实和提高学生的精神世界以及文化素养。回顾几十年来，这个基本任务的表述 时有不同，实质无大变化。远溯历史，虽然还没有提出基本任务这个概念，实质上也是存在的。……语文教学还有另一个因素，一个相当活跃、时有变化乃至大的改革的因 素，这就是语文教育的理论和理念、语文教学的设计和方法，等等。不变，形同一潭死水；变，才能发展和前进。变是为着学生学习语文更有效、更便捷、更快乐，更能增进 聪明才智。”他认为，语文课的基本任务仍然是教育学生理解、热爱和熟练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基本点历久常新，绝非陈旧，在理念、课程、教材、方法的革新中要 牢牢把握这一点。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审、资深编辑，教育部考试中心语文高考命题组特邀专家。）

　　（责任编辑：周国华）